本报讯 (记者 魏铭言)郭美美事件出现后，北京市(基金会)的接受捐赠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受捐额降幅逾十分之一

　　昨天，在做客首都之窗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提高服务民生水平”的直播访谈时，北京市社团办基金会管理处处长任淑菊称，从北京市各基金会的总体情况看，企业和单位捐赠比较多，个人捐赠占一小部分。

　　此外，通过今年对捐赠数额的初步统计，任淑菊坦言，郭美美事件后，北京的接受捐赠额受到影响，“应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公开程度不够群众可举报

　　公益组织的公信力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任淑菊说，作为登记管理机关，下一步将建立对社会组织的登记评估机制，对基金会的评估，最重要的考评指标就是“信息公开做得怎么样”。她举例，被评为5A级以上的基金会，必须每个阶段都向捐赠人汇报善款使用情况。

　　任淑菊认为，基金会要实现完全的信息公开透明，打造“玻璃钱袋”，还要靠社会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如发现哪个基金会没公开募捐信息或公开程度不够，群众可向民政局监察执法大队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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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人员将逐步退出社会组织

　　本报讯 (记者 魏铭言) 昨天，在首都之窗的直播访谈中，市民政局副局长谢延智表示，今后凡是申请成立新的社会组织，其领导层和管理人员中不能有党政领导干部，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也不得在社会组织中兼职。原有党政领导干部兼职的社会组织，换届选举时不能再提名在职公务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作为下一届会长、副会长或理事(长)、秘书长的候选人。

　　谢延智坦言，社会上普遍反映政社不分，“这是老问题，我们作为登记机关也感到压力大”。他解释说，原来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中兼职，也是履行了严格的组织审批程序。

　　社会组织中的领导人和管理层包括哪些人？公职人员、党政领导干部不能在社会组织中兼任哪些职务？谢延智说，第一不能“兼职”的，是社会团体中的会长、理事长，或者是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如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也不能搞党政领导干部“兼职”。

　　谢延智同时强调，社团的名誉职务，比如名誉会长、理事长，不在上述退出范围；此外，离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领导能力，到社会组织发挥余热，也不在此次必须退出的“兼职”范畴。

　　■ 数说

　　截至8月31日，全市共登记社会组织7413个，包括三大类，社会团体328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949个，基金会175个。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9506个。全市社会组织总资产达300亿，工作人员12.56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