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限购的刚性，税收手段可以起到更适合的市场导向作用。但是，对于进入楼市的企业或个人征税，需要完整和可更新的征信系统。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昨天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国务院关于城镇保障房建设和管理情况。住建部部长姜伟新表示，今年已安排1520亿元投入保障房建设，到“十二五”末期，住房保障率将达总户数的20%左右。姜伟新同时承认，限购政策行政色彩浓厚，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

　　从一线城市扩展到二三线城市的限购政策，对本轮楼市调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准入的行政门槛，在资金层面阻断了游资进入楼市炒作的通道；问责制在行政框架层面抑制了地方纵容楼市虚火旺盛的冲动。最重要的是，行政式调控向市场发出了一个鲜明信号：楼市调控将不惜采取最强硬手段，由此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后市的预期。必须承认，当下楼市闪烁的微弱拐点信号，是市场和行政手段叠加的综合结果。如果仅以单兵突进式的手段进行调控，取得当前调控效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也必须看到，用限购这样行政色彩浓厚的手段调控市场，具有一定风险。一方面，刚性的行政手段意味着行政成本高付出，而且不能像市场那样具有敏感性和自我调节能力。因此，要么有可能导致政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要么有可能导致政策滞后。反映到被调控的商品上，就是价格可能大起大落。另一方面，目前的投资渠道仍然狭窄，民众获取财产性收入的能力有限。对于楼市限购，尽管有现实意义，但同时也意味着狭窄的投资渠道更加逼仄。这有可能导致游资在其他商品上兴风作浪，使不同商品的价格浮动过大。还要看到，经由限购等严厉手段调控后，楼市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受到社会资金青睐，从满足持续增加的刚性需求角度说，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供给任务。这同样是巨大的行政成本。

　　那么，有没有既能让宏观调控不致中断，又能灵活反映市场需求的办法？有。此前，就有人呼吁通过税收手段调控楼市。相对于限购的刚性，税收手段可以起到更适合的市场导向作用。但是，对于进入楼市的企业或个人征税，需要完整和可更新的征信系统。

　　在此次联组会议上，姜伟新透露，准备先在40个城市试点建设住房信息系统，如果相关信息可以汇集到一个平台上，就不必再采取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办法。应该说，逐渐用市场导向冲淡限购的行政色彩，思路是正确的。实际上，市场导向才是在楼市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的唯一途径。但也要看到，铺就这一路径不仅是住建部一家的事。比如，住房信息系统的建立，是否包括官员和企业？这就涉及到反腐领域。从这个角度讲，保障房的建设和管理，实际上需要经济和行政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