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1月1日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题为“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并非没有可能。

　　今天世界经济的危局来自于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两大矛盾。本栏上周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西方所面临的第二大矛盾，存在于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一对孪生体，它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是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所产生的政权只是资产者资产的看门人。美国历史学家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也说明了这种关联。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和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了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民主的开端。近代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也的确是以私有财富为中心的。例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最初出自资产者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说，政权就是资产者所建立，是为资产者的利益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者和其产生的政权之间不仅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是相互配合。

　　大众民主改变政治性质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等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成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解这两者的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展出了劳（动者）、资（本）、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学术上，人们把这样的政府称之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政府，这类政府的确在调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的这种角色调整，在客观上促成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西方中产阶级主要有几个部分组成，包括资产者（或者企业家）和为资产者服务的专业管理者。但更大的群体是由产业工人转变而来。在马克思和狄更斯时代，产业工人是典型的无产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但随着劳动工资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工人的大部分进入中产阶层，至少从收入上来说。而政府在劳动工资的提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为什么要通过立法来提高劳动者工资？这当然是因为来自劳动者的选票的压力。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不得不继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的确，在一些民主国家，大众民主往往造成公共品（public goods）的过度供应，造成极大的浪费。很多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只管向选民作无限的许诺，而不管经济体能否支撑日益扩张的福利。被民主政治假定为“理性”的选民，在复杂的政治里面往往是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顾自己的长远利益。

　　寅吃卯粮的政治生态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税基的枯竭。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的税制是以直接税为基础。随着以规避纳税著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欧美国家的税基已经在不断流失。20年来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中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坚决拒绝增税，反而积极追求减税，于是就陷入了经济萧条必须减税，经济景气也必然减税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