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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1月1日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题为“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并非没有可能。
今天世界经济的危局来自于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两大矛盾。本栏上周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西方所面临的第二大矛盾,存在于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一对孪生体,它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是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所产生的政权只是资产者资产的看门人。美国历史学家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也说明了这种关联。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和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了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民主的开端。近代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也的确是以私有财富为中心的。例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最初出自资产者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说,政权就是资产者所建立,是为资产者的利益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者和其产生的政权之间不仅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是相互配合。
大众民主改变政治性质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等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成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解这两者的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展出了劳(动者)、资(本)、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学术上,人们把这样的政府称之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政府,这类政府的确在调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的这种角色调整,在客观上促成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西方中产阶级主要有几个部分组成,包括资产者(或者企业家)和为资产者服务的专业管理者。但更大的群体是由产业工人转变而来。在马克思和狄更斯时代,产业工人是典型的无产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但随着劳动工资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工人的大部分进入中产阶层,至少从收入上来说。而政府在劳动工资的提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为什么要通过立法来提高劳动者工资?这当然是因为来自劳动者的选票的压力。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不得不继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的确,在一些民主国家,大众民主往往造成公共品(public goods)的过度供应,造成极大的浪费。很多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只管向选民作无限的许诺,而不管经济体能否支撑日益扩张的福利。被民主政治假定为“理性”的选民,在复杂的政治里面往往是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顾自己的长远利益。
寅吃卯粮的政治生态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税基的枯竭。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的税制是以直接税为基础。随着以规避纳税著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欧美国家的税基已经在不断流失。20年来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中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坚决拒绝增税,反而积极追求减税,于是就陷入了经济萧条必须减税,经济景气也必然减税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