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2011年第12期封面

　　旨在确保效率和安全的山西煤企兼并重组，如何演变为一场利益搏杀？成千上万的村民在这场煤改中被迫失去矿权之后，又将如何面对一个暗淡的未来？

　　如果没有杨三三坚持不懈的上访，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最纠结的一段插曲，有可能永远淹没在吕梁的大山深处。

　　十月的阳光照在脸上，让人感到了冬天里需要的那种温暖。“柳林县的官场就像这天气一样复杂多变。”杨三三的这句话在吃完午饭之后就得到了印证，上午还是阳光灿烂，下午突然开始了风雪交加。风雪中望着柳林县委、县政府大楼对面南山上的宝塔，还真有几分诡异的感觉：因为筑于山巅而显得巍峨的宝塔与政府大楼上的巨大罗盘遥相呼应，使簇新的大楼徒添几许神秘。

　　“花掉上千万元建一个风水宝塔，对于采煤导致的道路塌陷、民居塌陷却不闻不问。”在柳林，远远不止一位村民向记者表达过对政府的抱怨。

　　杨三三可不是什么文化人，她只是山西柳林县贺昌村的一个村民。不过，与那些整天愁眉苦脸忙着告状的上访者不同，杨三三任何时候都挂着一幅处变不惊的表情，五十岁不到，就已是做奶奶辈的人了。她与《法人》记者谈起贺昌煤矿被山西鑫飞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鑫飞集团”)强行兼并的种种内幕，自始至终都思路清晰，语气坚定，完全不像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农妇。“我到处上访、投诉，真的不是为了我个人能得多少钱，我要争的是贺昌村七千八百多个村民的利益，争的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杨三三说。

　　1煤企兼并重组中的最弱势群体

　　大自然真的是很眷顾这个位于晋中的叫柳林的地方。柳林虽是典型的山区、老区，却是山西省最负盛名的资源大县之一，辖区内已探明蕴藏矿产15种，其中储煤面积800平方公里，探明储量54.3亿吨，远景储量达100亿吨以上，其中包括大量的4号主焦煤，一度享有国宝级煤炭的盛誉。距离柳林县城仅仅几公里的贺昌煤矿就是4号主焦煤的主产区，储量丰富的优质矿区曾经为当地村民带来了福祉，也注定成为二十一世纪头一个十年最引人注目的利益博弈平台。

　　贺昌煤矿属柳林镇贺昌村的村办企业，始建于1968年，1995年技改投产，到2010年的年产能力已达21万吨，煤矿建有洗选能力30万吨的坑口选煤厂一座，全厂职工超过400人。再加上相距不远的庙湾煤矿、刘家焉头煤矿、新建煤矿，已然构成了山西村办煤矿的一道财富风景。即使是根据村民们并不认可的数倍缩水的评估报告，这四对矿井评估总价也达六亿四千多万元。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下称“煤改意见”)在2008年9月份颁布之后，很多人就盯上了这些村办煤矿。”接近柳林县煤企兼并重组领导小组的一位人士告诉《法人》记者，根据省政府的这个煤改意见，村办煤矿被兼并重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煤改意见规定得很明确，兼并重组主体企业必须具备年产300万吨的规模，且要有一个年生产规模在90万吨以上的矿井作为支撑；同时还要求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本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融资能力须有保障。撇开技术力量和设备要求，光这两条就足以迫使所有村办煤矿望而却步——村办煤矿规模显然都无法达标，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被兼并或者重组。

　　“肇始于2008年的这次山西煤改浪潮，被兼并重组的主要有三类煤矿企业，一是规模较小的国有煤矿，二是股份合作制煤矿，三是村办煤矿。”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族春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说，在这三类被兼并重组的煤企中，村办煤矿的利益是最容易受到损害的，这些煤企的股东往往是成千上万的村民，他们缺少资本，缺少组织的凝聚力，在政策制订上又通常没有话语权，如果再有自私自利的村官和财大气粗的煤老板狼狈为奸，他们脚底下的巨量黑金不是被贱卖，就是拱手相送，以致此后的数代人都可能失去生活来源，失去家园，甚至背井离乡。

　　据吴族春估计，山西已经被兼并重组的村办集体煤矿企业在五百家以上，而每一个村办煤矿背后无疑都有一个庞大的村民群体，牵涉数万人的切身利益及其未来的发展依托。

　　吴族春曾经是地质工作者，在一片片丛林和野山中风餐露宿，整整奔波了7年，这样一段生活经历致使他此后的矿权交易法律研究工作具有了更丰富的现实基础。为了维护一大批浙江商人在山西煤企兼并重组中的权益，吴族春对山西各类煤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这一方面让他发出的声音有理有据从而使其声名鹊起，另一方面也让他对不计其数的村办煤矿背后那些村民的未来忧心忡忡：“那些村办煤矿矿区大都与耕地靠得很近，有的矿区甚至就在庄稼地底下，大规模的开采不仅会占用、毁坏大量耕地，也使大批耕地很难复耕，他们一旦失去煤矿收益，就意味着失去一切。假如地方政府对此监管不力或者出现官商勾结，出现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几率将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