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岚予 发自陕西洛川

　　近日，时代周报记者接到爆料，号称“陕西人的银行”—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洛川营业部(下称“洛川信合”)贷款混乱：冒用、借用身份证、户口本办理小额贷款几近常态。

　　最骇人听闻的是，当欠款人无法还清贷款时，洛川信合信贷人员王某居然伙同一群社会上的闲散人等拘禁、控制当事人，并威逼欠款人签下高于银行本金两倍的欠条。在欠款人选择报案时，当地公安机关以“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你欠银行钱”为由，不予立案。

　　时代周报记者赶赴洛川调查后发现，当地人对贷款乱象见怪不怪。前述洛川信合信贷人员王某对时代周报记者矢口否认此事，洛川信合办公室主任李纪民则讳莫如深地以“不良资产率等数据是银行商业机密”为由，拒绝了记者采访。

　　“陕西信合”是陕西省辖内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农村合作(商业)金融机构的集体简称。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省联社)由陕西省辖内107个县(市、区)农村合作(商业)金融机构自愿入股组成。杨建新为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省联社副理事长、主任是赵永军。

　　除了洛川信合的贷款纠纷，诞生于1951年12月1日的陕西信合频频爆出负面消息：史上最难打客服电话，在存折、银行卡、身份证保存良好情况下现金不翼而飞。央行某资深研究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今年央行工作重点在于农信社的整改”。在农信社整改步入“深水期”的现在，到底是改革力度过猛，还是农信社本身就是个麻烦综合体？

　　银行与黑社会沆瀣一气？

　　因觉得“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已经受到威胁”，原本家住洛川的吴先生已经举家搬离洛川。

　　起因源自一笔贷款。吴先生为时代周报记者还原了事件经过。当时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吴先生找到了洛川信合王某的朋友委托其贷款，由于洛川信合贷款手续极其混乱，吴先生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已被另外一个朋友借去完成了贷款手续。吴先生在“完全不怎么懂贷款程序的”状态下借来另一朋友的身份证，在王某“帮助”下获得洛川信合核准的3万元。

　　但后来吴先生已无能力偿还此笔贷款。2010年10月27日，王某打电话给吴先生说“从社会上找了一笔钱过来”供吴使用。吴没有过多考量，随即赴宴。结果一去，只见几个貌似打手模样的人在等他，王某告诉吴：“这些都是社会上的朋友，是放高利贷的。”吴随即问：“放高利贷的关我什么事？”

　　随后，吴先生遭到殴打和恐吓，吴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对方声称“必须尽快归还银行欠款”，否则就“别想走出这个房间”。无奈之下，吴先生只好给这几个人写了67500元欠条，承诺于2011年10月还清。

　　在事件发生后，吴先生报警，洛川县公安局颇为无奈：“你这件事(被恐吓强迫)谁说得准啊，谁让你欠银行钱的！”吴先生气愤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他们觉得绑架和拘禁因为欠银行钱这一事实变得理所应当，不再违法”。

　　无独有偶，同样家住洛川的杨先生也跟洛川信合王某打过交道。杨先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由于城市比较小，所以吴先生的事情基本大家都知道。”杨表示王某是个“颇为不厚道的人”。杨曾委托王某的朋友向洛川信合贷款3万元。但奇怪的是实际的收款人“是王某的朋友”，很久之后，杨先生才发现自己一方账户上欠有银行的利息以及借款。

　　并没有消费这笔钱的杨先生颇感委屈，不打算偿还这笔“莫名其妙的贷款”，也向“上一级的金融系统反应过此类问题”，但最终不了了之。杨先生表示：“这种(贷款乱象)在洛川很常见，而对于普通农民来讲，就算手续再齐全，也要通过熟人才能贷出款来。”

　　洛川信合不良资产率成谜

　　时代周报记者于12月2日辗转找到事件的主人公王某，王对于上述这两件事矢口否认。在王某看来，这是由于自己的“私人结怨”导致的群体性报复事件。

　　王某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没有必要采取那样极端的手段追讨银行债务，“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并对记者称，今年已经上报了一批不还款的客户名单，洛川信合打算通过法律手段追讨。

　　针对吴先生和杨先生反映的事实，王某称“纯粹恶意中伤”，并明确表示“本来就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王某委屈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吴先生这个人原本是朋友，现在都还欠着他个人3000元没有归还。同时王某也否认洛川信合贷款混乱的问题，“2005年前可能有诸多不正规的地方，那时没有人管，后来换了领导，一切都规范化，就没有此类事情发生”。

　　在时代周报记者问及洛川信合的不良资产率时，王某告诉记者“洛川信合贷款金额高达七、八亿左右，不良资产仅为3000万”，仅为1%左右，后在记者再三追问下又变成了“2000多万”，最后王某表示自己对具体数额不是很清楚，要记者去询问办公室的李纪民主任。

　　王某表示，洛川信合在业务方面“无任何压力”，因为洛川人均收入去年达5000元，洛川信合不做大企业大工厂业务，“不存在任何风险”。而几个告发自己的人，后都证实是子虚乌有的事件，“甚至有人前些日子举报我违法放贷，收受贿赂，省里也派了调查小组，但最终清者自清”。

　　王某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洛川信合主要服务农村，农村的金融天地是十分广阔的，“不还钱的多数都是那些工商性质的大企业，因此工行的压力就会很大，但洛川信合主要针对农民，农民只要收成好，谁都不愿意欠钱的。”洛川的农民大多数是果农，即使今年“遇到天灾”，明年也会“稳坐收益”的。

　　王某还颇感自豪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洛川信合在两年后是要“转成农商行”的，只是需要“两年的平稳过渡期”，现在“各项指标都齐全，只欠两年期限的东风了”。

　　而当时代周报记者来到洛川信合办公室找到李纪民时，他却以“不良资产率等数据是银行商业机密”等借口，拒绝了记者采访。在谈及洛川信合两年后将迈向农商行步伐时，李纪民连连否认，称洛川信合“有许多标准都不符合”。

　　省联社改革阻力重重

　　“全面推进股份制改革成立农商行，面临来自省联社的巨大阻力。”多名农村金融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下一轮农信社改革的重要议题是改革“改革的产物” 省联社。

　　2003年，各省相继组建了省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平台。在初期，省联社在整章建制、治标治乱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此后，部分省联社在改革中显现出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因为下属信用社一旦改制为农商行，省联社对其控制力将大为消减。股东大会将成为其最高决策机构，日常监管也由当地银监部门负责。

　　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曾公开表示，要稳步推进省联社改革，逐步构建以产权为纽带、以股权为连接、以规制来约束的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之间的新型关系，真正形成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的利益共同体。但具体如何改革省联社，姜丽明并未详细阐述。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仍超过4000亿元，不良率超过7%，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到90%，历年亏损挂账超过500亿元。中西部、东北地区农信社不良率整体偏高，农信社改革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步履沉重。

　　国有大行股改、上市基本完成，而农信社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改革发展逐渐步入“深水期”。 姜丽明日前称，农信社改革下一个五年的目标是：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亏损挂账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现代农村银行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监管指标达到并持续符合审慎监管要求，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为此，要在2015年之前，全面取消农信社资格股，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信社改制组建为农村商业银行。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要全部改制为农商行。根据银监会8月份的统计数据，已组建农商行155家、农村合作银行210家，农村银行机构资产总额占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41.4%。

　　某省农信社相关负责人士对记者表示，对于农信社的股份制改革，并不知道是否会让省联社成为集团法人，但是下面各区县的农信社会根据实际需要，直接转为农商行或者通过兼并重组等形式股改为农商行。

　　而王某在采访中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陕西信合要求下面的分支机构“统一法人”，但王某同时称，此决策对发展态势良好的洛川信合“并不造成任何压力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