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峥

　　随着一年一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临近，关于宏观政策调整的呼声日渐增多。前些天，存款准备金率3年内首次下调，被认为是货币政策出现微调的一个信号。但总体看来，在内外部约束增多的情况下，期盼宏观政策出现大幅调整，可能性较小。

　　从根本上说，当前我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延续。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国际经济格局长期以来的失衡加剧并不断累积的必然结果，发展中国家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消耗支撑发达国家超前社会消费，这样的经济增长传导链条被证明为不可持续。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协调一致的政策刺激，阻止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政策刺激带动的扩张作用带动经济复苏。但政策刺激本身并未消除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随着政策刺激效应的衰减，全球经济再次到二次衰退的边缘。因此，即使能够再次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也难以增强经济体的内生增长动力。特别是政策刺激有溢出效应，代价高昂。

　　这些年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行业。但与此同时，房价过快上涨，泡沫迅速增大，成为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一大潜在风险，特别是房价过快上涨引发的社会民生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在当前出现房地产市场成交低迷、价格松动、房地产开发意愿不足等情况并带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仍有必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这是维护政府公信力、避免出现 “政策一松就乱”、“政策一松房价就疯涨”的必然要求。特别是保障房建设的加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商业地产的开发投资建设。

　　近期，人民币汇率连续5天触及跌停，升值预期出现了逆转，微观经济主体持有外汇的意愿增强。与此同时，外汇占款出现了下降，货币供应量增速降至阶段性历史低点。种种迹象表明，货币环境似有偏紧之嫌。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汇率升值，习惯于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习惯于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在习惯的过程中强烈呼吁要改变这种经济运行状态。但是，一旦经济运行环境发生改变，就出现种种不适应状态，希望能够回到以前熟悉的经济环境。从根本上，我国货币存量并不少，贷款余额规模很大，在全球范围内是首屈一指。为什么大家会感到货币少了，贷款太紧张了，主要原因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融资结构不合理。

　　尽管如此，宏观政策的微调、预调是可期的。政策调整应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政策调整的效果就是要实现增强经济内生增长驱动力的目标。同时，要适当容忍经济增速的下滑，改变投资结构，扩大消费潜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