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国与美国的入世谈判如火如荼。也就是在这一年，TCL越南建厂，家电企业中首批试水海外。

　　此后十多年，TCL开启了漫长的国际化历程。

　　“当时入世那一刻，其实既兴奋也有点担心。” 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微博)日报》专访时表示，入世意味着国内市场逐步开放，国际巨头可以名正言顺来开发中国市场，行业竞争会更激烈。不过，中国加入WTO，也消除了国际市场一些准入制度的不确定性因素，让中国企业更有紧迫感，来加速国际业务的拓展。

　　李东生说，相比中国周边国家，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已不复存在。中国的劳工成本已是印尼的两倍，加上硬性的社会福利保障等，中国原来的劳工成本优势已基本丧失。但中国还存在制造竞争力的优势，因为中国的通信、交通、社会人文等基础设施很完备，让中国的工业配套能力明显强过周边国家。

　　此外，入世10年来，中国GDP从2001年的10万亿元，跃升至2010年的39万亿元，增长近3倍，这也直接导致中国的人均消费能力的提高，让中国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李东生指出，目前中国的人均消费量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差距。以电视为例，美国市场每100人就消费10~11台电视机，中国每100人目前才消费3~4台电视机；如果中国市场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一半，则意味着中国电视机市场规模将从现在的4000万台上升到6000万台左右；若达到美国消费水平的75%，中国电视机市场将上升至9000万台，所以说中国市场潜力还很大。

　　国际化涅槃

　　1999年，TCL集团在越南同奈省边和市投资建立其第一家海外工厂的举动，让TCL成为中国第一批试水海外市场的家电企业。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李东生和TCL集团的所有员工都没有想到，漫长的国际化过程竟然会如此惊心动魄。可喜的是，TCL集团的电视机和手机业务因为有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支撑，双双进入全球前10强，TCL平板电视和手机销量在今年第三季度均排名全球第7位。

　　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化考验也将加速自我竞争力的提升，包括产品技术、运营能力等方面的提升。李东生指出，在入世之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更多是产品出口，而这10年最大的改变就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出去了。

　　其实，TCL最近十年的发展，也几乎成为中国入世10年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的一个最真实写照。

　　2002年，TCL集团以820万欧元收购了德国施耐德公司，开始以并购方式试水国际化。2004年1月，TCL集团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彩电业务；同年6月，TCL通讯并购法国阿尔卡特手机业务。

　　但由于缺乏国际化并购的经验，以及国际化运营人才，让此前2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亏损的TCL，在接下来的两年遭遇到巨大的困难和挑战，2005年TCL集团亏损3.2亿元，2006年半年报更是巨亏7.38亿元。

　　也许是过于自信，李东生曾承诺“18个月扭亏国际并购业务”。为此，TCL集团还变卖了旗下国际电工和楼宇科技两家公司，获得12亿元的收益，但这仍然没有办法弥补国际化并购所带来的亏损黑洞。后来的事实也证实，没有一支国际化经营队伍、国际化管理架构和相应企业文化，“18个月扭亏”的承诺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痛定思痛。2006年6月，在TCL亏损最严重的时刻，李东生写出了《鹰之重生》一文，主动担负亏损的责任。文章的最后说：“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受人尊敬的企业，国际化是必由之路。”与此同时，TCL集团也经历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高管团队大换血。包括袁信成、胡秋生等几位高级副总裁选择离开或退居二线，而以刘飞为代表的有留学或外企工作背景的国际化人才加盟TCL集团。

　　具有国际化市场经验的高管团队再次重组TCL多媒体和TCL通讯业务，2007年TCL集团成功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3.96亿元，剔除可转换债券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后，TCL集团净利润仍达3.10亿元。

　　“今天来看，当年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决定还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当初的并购行为，很难想象今天TCL手机业务会是怎样的结局。”李东生指出，在TCL并购事件之后，很多中国企业都选择并购来拓展国际化，比如联想和吉利等。

　　国际化并购带给TCL的，不仅仅是痛苦的扭亏煎熬，也有劫后重生的快速增长。2010年TCL集团收入518.7亿元，其中海外收入占比达39%。今年前三季度，TCL集团收入439亿元，海外收入159亿元，占比达36%。

　　这一业绩相比TCL集团2001年的211亿元，增长了150%，而当时TCL集团的海外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人才困惑

　　海外市场支撑和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的制造优势，让TCL的多媒体和通讯业务一直处于上升地位。

　　相反，日本松下、索尼等国际电视巨头却因为接连而来的金融风暴、欧债危机等问题，一直处于下滑的通道中；还有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等手机巨头，也因为手机市场技术更新，而持续萎靡。

　　“尽管如此，中国电子企业相比国际跨国巨头，还存在整体规模和实力的差距。”李东生指出，中国电子100强的前10强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基本上都有6~8倍的差距。如果中国电子企业整体规模和实力不提升，还是无法与国际巨头在国际市场比拼。因此，在同样的产品上，销售规模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而这种规模的差距也综合体现在企业的国际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在产业链上的垂直整合能力。

　　“TCL算是中国家电企业国际化比较早的一批，但真正开展国际化业务也不过12年。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国际化时间不过七八年。”李东生指出，三星、飞利浦和松下的区域管理高层，基本上拥有15年以上的国际市场运营经验，很多国际巨头的中国高管还有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工作经历，“相比国内企业，国际巨头的国际运营人才要积累得多，管理体系要成熟得多”。

　　其实，正因为TCL前几年的国际化痛苦经历，才让李东生真正感觉到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性。在2004年TCL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时，TCL高管基本上是中国本土市场的营销实战派，几乎没有国际化的背景，这也成为TCL长时间身陷国际并购亏损的原因之一。

　　经历一次次惨痛的教训之后，TCL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人才培养计划。2006年率先启动了“精鹰工程”。“我们现在招的毕业生，如果有潜力，我们会安排他先在TCL实习一年，然后就送到国外市场锻炼，甚至再读书深造。”李东生说。

　　外企技术扩散是必然结果

　　除了国际人才的短板外，产业链垂直布局也是中国电子企业的弱项。

　　李东生指出，三星等国际巨头，早期就拥有自己的显像管，现在又有自己的面板工厂，还有强大的半导体产业在支撑。比如，很多国际巨头早在20多年前就设立研究院，拥有的专利数量是中国企业若干倍，并在国际市场形成强大的专利壁垒。

　　“这些短板也成为TCL发起国际并购，以及发展自己面板产业的原因。”李东生指出，从上述事实来看，以市场换技术，这是一个伪命题。大部分竞争市场，市场换不到技术。

　　不过，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厂家产品技术能力的提高，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国际巨头既然将工厂设到了中国，必然会将部分技术转移到中国工厂。虽然国际巨头也不希望这些技术外泄，但实际上通过产品上市和技术人员的流动，就会将先进技术扩散到中国企业。外资企业也明白这是必然的代价，但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太大，如不将工厂设到中国来，其市场竞争优势也根本无法体现。

　　“外商进入中国，技术扩散是必然结果，并不是国家政策导致的结果。”李东生指出，目前国家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扶持方式，基本上是一种撒胡椒面的方式。由于扶持资源总量有限，导致很多扶持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所以未来政府扶持产业发展应该注意两点，一是要把握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在项目扶持中要集中资源；二是对扶持的项目和企业要进行考核，如果不能成功，应该有惩罚性措施，只要这样才能让资源分配更合理。插图/刘飞

　　李东生简介

　　● 1957年7月,出生于广东。

　　● 1982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

　　● 1985年，任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

　　● 1986年，任广东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引进部主任。

　　● 1990年，任惠州市电子通讯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

　　● 1991年，创立TCL信息技术公司。

　　● 1993年初，任TCL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

　　● 1996年，创立TCL美国公司。

　　● 1996年底，任TCL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 1997年，创立TCL技术开发中心。

　　● 2003年1月，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 2004年，与法国汤姆逊集团（THOMSON）重组全球彩电业务，与阿尔卡特公司整合全球移动终端业务。

　　● 2007年，获芝加哥美中论坛“企业领袖睿智奖”。

　　● 2009年12月，获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中国经济十年商业领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