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华生（资料图）

　　价格双轨制理论获奖了，但这个成果不光是我们这几个人，我、何家成、蒋跃、高粱、涨少杰，以及田源和张维迎教授，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话绝对不是任何故作谦虚之词。我记得27年前，除了田源已经在国务院价格中心做常务干事，维迎他做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价格，我们当时参加会议的时候并没有带什么成熟思想去的，这些想法完全是在会议上通宵达旦碰撞出来的。而且我还记得，实际上除了我们获奖者中维迎力主放，田源提出了大步调整方案，实际上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他们是小步快调，逐步逼近均衡价格的思路，后者在实践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参会只是李剑阁，声音小了一点。

　　所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实际上是各种思路碰撞的结果。而且年轻人有了这个想法以后，要是没有那次会议，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央的决策。那次会议有许多组织领导者，最初发起有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在组织过程中引起了更多上层方面的关注。其中一个核心人物是当时在中央农研室工作的王岐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岐山专门布兵点将，说总报告要由经常给领导送报告的笔杆子徐景安来执笔。我们当时还是学生，景安已是国家体改委的处长。

　　今天的会本来我们专门请歧山参加。我们说27年了，人生能有几个27年？他很想来庆贺的，今天正好有活动，但他专门说了，让会后去他办公室，他要当面祝贺。其实莫干山会议上不光是价格改革，七个组，各个组包括当时的金融组，包括当时的农村组和企业组提出很多有创见的想法，但是当时只是因为时势，中国刚从农村改革进入城市改革，价格改革是当时国家面临首要的决策问题。所以，我首先想表达的是，价格双轨制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几个人只是正好在那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下面用非常简短的话做一个学术发言，我的题目是双轨制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价格双轨制是获奖了，而且价格双轨制实际上过渡时期不长，从1985年到1993年前后就结束了。但是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太多的误解和质疑。实际上在莫干山会议上，包括会议的报告，写得并不是双轨制，最主要是说放调结合，放开计划外价格和调整计划内的价格，两条腿走路，完成价格改革。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向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的时候说，一方面通过放开价格，让市场价格开始往下走，同时国家调整计划价，使得两个价格靠近，这样可以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过渡。但由于双轨制的名称特别响亮，后来大家都说双轨制，一说双轨制就是搞两个价格，一个产品搞两个价格，当时最形象的批评是说，这等于一个路上允许通行两个交通规则，既可以沿着左边开，也可以沿着右边开，结果一定是撞车，这是当时最形象的批评。其实当然莫干山会议提出、中央接受和宣布的是放调结合、双管齐下、稳步推进。

　　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回忆，说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学家坐在一起研究的时候，当讨论计划价格如何过渡，大家都很难看到有什么一条道路，怎么样能平稳地转过去，他说中国人后来找到了一个天才的办法就是双轨制过渡，厉以宁老师在八十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话，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可能是因为价格改革的失败，经济改革成功一定是因为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失败，如果从这个逻辑来说是因为价格改革没有失败，但这在当时是受到怀疑的，所以才有1988年的价格闯关。当时认为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推进不算是什么价格改革，因为没有大的决策，没有大的组织，所以1988年中央决策进行闯关，准备五年的时间完成闯关。

　　现在回过头来看材料当时决心是很大的，准备当年价格水平上涨80%，再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价格闯关。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搞任何一个改革，物价水平当年上升80%，我估计也都承受不了。1988年的闯关很快失败了，但是双轨改革没有停下来，市场在逐步扩大，计划的调价在不断地进行。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关于所谓的“官倒”，其实在80年代没有今天的民营企业也没有多少外资，大量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把计划内的产品倒到了计划外，把低价格的东西搞成了高价格，逐步向市场价格靠近，通过自身利益的导向，逐步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等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央决策中国正式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那个时候回过头再看，发现原来认为最难和最危险的价格改革基本上没有了，不用闯关消化于无形了，就是由于这些年放调结合的过渡。有讽刺意味的是，1989年后经济整顿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到双轨制是作为负面现象被提出的，而解决的方法恰恰是放调结合。所以那一段时期计划价的多次有力调整，也大大推动了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促进了计划价与市场价的靠拢。这样经过七年左右的时间，等到九十年代中央决定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做价格改革了，价格改革只是扫尾，做的是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是分税制的改革。

　　所以，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特别是改革，不是革命，一个思路，一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看上去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关键在于能否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变，使它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实际上不光是价格改革，1986年我在文章中讲过，双轨制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整个体制转轨的特色，即增量渐进不断转化存量，既发展增量，同时又转化和调整存量，实行了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转型，应该说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变，中国体制的转变，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特征和轨迹。

　　双轨制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还是有很大意义的。一方面因为当年价格双轨制主要是商品价格，今天的商品价格还有少量的资源价格，主要是油、电、水、气，因为是垄断性的，因为是和大家关系特别密切的，应该说目前还没有完全过渡到市场价格，有些价格是国内国际双重的双轨制，国际上一个价格，我们一个价格，在这方面，双轨推进可以做完它的扫尾工作，有些价格是要逐步调整的，调整本身也是价格改革的内容。对市场的理解不能太简单，就像我回到英国的时候，看伦敦地铁的价格，我们在的时候是一镑多钱，现在变成七镑多钱，小步快调，每年都调，所以跟上市场的变化。因为凡是并不存在多个买家和卖家竞争的场合，当年周小川他们小步快调逼近市场均衡价的思路，就有用处。因此放调结合的思想，今天在完成资源价格产品扫尾方面还有它的积极意义。

　　更重要的是要素的价格，我们今天的几大要素的价格，基本上都还没有市场化。比如最重要的资金的价格，大家一直在说，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存贷款利息要市场化，但是今天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条件比原来好多了，一步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可能也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在这个时候，双轨制是可以继续采用的，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开始。现在债券的利率，像我们发行的公司债已经完全是市场化的，如果这个市场足够大，大力发展公司债，让公司债像股票一样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大量的银行存款必然会向公司债转移，向企业债转移，这些债券的利息都在7%、8%，银行的存款利息只有2、3%，老百姓为了国债的利息多零点几个点夜里排队，这些公司债，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公司债由于大多数是由大中型企业发的，一年两年以内显然不会破产，买这个债券安全性是很高的，通过债券利率的市场化，推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是当前可以采用的。包括在土地、劳动力方面，城里人和农民工，本地人和移居的人口实际上也是一种双轨制，我们不面对它，并不会消除这种情况，我们承认这个现实是双轨制的，我们的目的是从双轨过渡到一个统一的轨道上，我认为这不是退步，反而是正视问题和进步。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适合实行双轨制加以推动。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很大，中国提了很多年，但推进很小，这一点很像27年前莫干山会议的时候，当时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今天政治体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制。一个社会怎样从主要靠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制维持过渡到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和民主选举制呢？这和当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一样是个艰巨的挑战，甚至是更大的挑战。这种转变，光喊口号是不行的，也不仅是光想着这只是当权者不愿放权。这涉及到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和转型。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国人包括或者说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向权势者争民主，但回过来在自己能控制的小圈子里，一点不民主反而独断专行，这就是中国民主转型道路艰难所在。在这个国情下，怎样设计一个机制、制度，逐步地引进增量，逐步增加民主选举的部分，逐步地减少行政任命的部分，降低各方的风险。以一个激励兼容的机制，从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体制逐步过渡到自下而上的代表和选举的制度，我觉得这是时代在今天对我们的挑战。

　　如果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的话，我的理想和梦想就是我们今天从事政治体制改革双轨制过渡的机制设计，将来能够在中国变成现实，这样也许有一天，我们还能回到这个领奖台上，领取中国政治体制双轨制改革成功实践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