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在这15年里翻了10倍。”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我们的政府“真贵”。2010年中国8万多亿的财政税收和今年的10万多亿税收，大概相当于4.3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按照今年农民的纯收入做一个基数，今年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相当于14亿多农民的收入。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数量没有14亿也没有15亿，大概只有7-8亿农村人口。

　　从中国这些年财政税收不断地扩张的情况来讲，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在这15年里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胀大概只增长了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

　　与中国情况对比有很大的反差的是美国。

　　所有的美国人交给联邦政府的税收，在1950年的时候是GDP的6%，到2010年上升到6.5%这样的水平。这中间总体的水平是有一些波动的，从1955年一直到2008年左右，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大概相当于GDP的7%到8%，所以今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水平相对GDP来说，比过去50年整体上都比较低。这也体现了美国在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为了刺激经济不断地通过减税的方式，包括减少个人和家庭税负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尤其是我们把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加在一起除以GDP的话，在1950年时，美国的企业税是当时GDP的4%。2010年美国企业所交的税额只有GDP1.8%，相对于GDP来讲，美国企业税收负担在过去60年减少了60%左右。如果我们以美国所有公司的总利润作为一个基数的话，1950年的时候美国企业总的税负是当时美国所有公司加在一起的总利润的45%，那是1950年的时候。到2010年，这个比值下降到20%，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所有的税加在一起去年是相当于总利润的20%，跟60年前相比也是减少了将近60%的税负。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趋势，美国还富于民，在过去60年不仅没有发生变化，反而把还富于民的制度哲学和建国哲学更强化了。

　　我们大家过去一两年看到了美国国债越来越高、财政赤字越来越高的局面，不是说因为美国越来越穷了。就像两个星期前我的侄女跟我说，我88岁的母亲在湖南的农村给她打电话说听说美国没有钱了，你叔叔在美国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因为我母亲看电视也看得太多了，从中央电视台还有其他的电视频道，每天都在说美国政府没有钱了。在中国的老百姓包括我妈妈看来，政府没有钱了就是人民没有钱了，就想到我儿子也没有钱了。美国政府可以没有钱可是老百姓有钱，而中国是相反的。在美国，政府没有钱，但百姓的日子照样可以过得很好，因为还富于民是更大的道理，这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欧洲国家过去五六十年，税负基本上维持在40%左右，所以就出现了欧洲国家现在是“三高”——高赤字、高国债、高税负。而中国是“一高两低”——高税收、低债务、低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目前不仅仅征税很多，而且也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正因为国家拥有太多的资产和收入，所以出现国富民穷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因为国内的民间消费增长相对比较艰难，所以就不得不更多地靠出口。另外，在这样的一种国富民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我们计划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情况，工业会得到很多的发展，很多的高楼大厦、形象工程，而服务业发展会非常地艰难。

　　根据我们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法治水平往往就越低。无论是从数据来看还是从学理上，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法治跟国有经济很难兼容，这一点尤其是我们做民营企业的人能更亲身地感受到。

　　我们看到当国家太富有了以后，不仅仅给国家提供了与民争利的空间和机会，反过来对我们今天关心的民主法治和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愿望来说绝对是“帮倒忙”的。这个道理讲起来很简单，政府非常有钱的时候，政府的权力跟民间社会的权利博弈的时候，肯定是公权力会更胜出的，因为政府太有钱也用不着求老百姓，老百姓更多是求政府，用转移支付和各种其他的项目给我们多施舍一些，你那时候还会跟公权力讨回自己的权利吗？这是非常不对称的地位。

　　让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让政府征更多的税拥有更多的财产，包括推出方方面面的新税收政策，最终是更有利于民间社会的壮大，还是更有利于政府权力的扩张？同时使得跟关系、权力更靠近的人有更好的发财致富的机会？

　　总体上，我是希望每个人能记住不管是对转移支付寄予的希望还是通过各种税收来调节收入，在没有财政民主之前千万不要轻易地又推出新的税种，应该把现有的税种先减下去，才有可能谈新的税种的推出。

　　(以上是陈志武教授在NetEase经济学家年会上的演讲 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