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区真正成功的核心原因是经济自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在政府避开干预性政策，转而放松对普通人冲劲的束缚时，亚洲各经济体才获得了最大的发展。但整个亚洲的经济自由仍然遭到严重压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金融市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计划经济控制依然限制所有人获得资本，但与政界关系良好的方面除外，因此它们在将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方面做得很糟糕。中国政府的金融压制──压低储蓄利率以使借款人获得低息贷款──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核心问题。家庭储蓄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回报，从而抑制了消费。

这种模式在许多亚洲国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阻碍了他们从依赖于动用最大财力和人力投入的“追赶式”模式转型为以提高生产率为基础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生产率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市场将资本分配给有创造力的企业，而将资本分配给那些模仿其他地方所开发技术企业的政客和官僚对此造成了障碍。

若要建立一个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必须解除利率控制，向新的进入者开放银行体系，开放债券和股票市场以扩大资本金基础，最终解除资本控制。

第二个领域是亚洲的贸易政策和海外投资政策也需要进行审视。早前几轮自由化举措，不论是亚洲的还是全球范围的，对该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刺激作用要比干预性的工业政策有效得多。不过，近期出口放缓表明依赖于对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求发展存在局限。

现在，亚洲的领导人需开放双边贸易和海外投资来建立更为成熟的制造业供应链、新的服务供应链以及促进国内消费。关税壁垒仍是一个问题，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大多存在于国内对产权、合同、执照手续、税赋、开业及关业、劳工法律以及海关程序方面的复杂规定，这些都使亚洲的投资环境受到抑制。

第三个领域是能源市场受到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的阻碍。价格管制、补贴、出口限制和对外来投资的限制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中国和印度正试图通过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手段来获得能源供应。它们派出获高额补贴的国有石油企业去收购海外企业和资产，与外国政府签署长期协议，并承诺为石油业务提供有补贴的贷款。这些举措使能源市场的价格提高并且更加波动，而且还使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使能源政策更稳定、更安全且更划算并维持和平的国际关系，能源市场应有更大的自由度。这表示政府要解除价格管制、取消补贴、鼓励国内和海外私人投资、放松饱受限制的公用事业企业的约束以及放开国际贸易。

亚洲的经济制度比较薄弱，这使得企业的营业成本较高。公共管理薄弱和产权制度执行不力抑制了创业精神、创新和消费，这也导致区域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

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减少和市场放开，自由与繁荣得以在亚洲这片土地上兴盛。未来中国要成为亚洲经济成长的领头羊，只有加快对内开放的步伐，才能引领亚洲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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