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时

　　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到2011年不断恶化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空前的变革。对于中国来说，这两场全球性的金融动荡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警示与冲击？中国金融业是否可以利用现有的机遇发展壮大，令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摩根大通亚洲投行副主席、中国投行CEO方方先生进行了专访，他向我们畅述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在金融改革与开放方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财经日报：全球金融危机演变迄今，全球市场均遭受了冲击，在经济层面的影响更为深远。在你看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的最主要警示是什么？

　　方方：首先，我们需要区分2008年和2011年的这两次金融危机，它们的起因和演变情况是不一样的。2008年的那一次主要是金融机构，特别是美国和英国部分金融机构杠杆率太高，由于过度金融创新而造成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流动性缺失，以及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出现漏洞等原因造成一系列危机。而2011年这次主要起因是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两场危机起因不同，对于中国的警示也不一样。第一次危机对中国的警示是：对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要严格控制，风险敞口要严密监管，对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要严格监管。而欧债危机主要的起因是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协调统一，同时伴随着生产效率较为低下、劳动生产效率比较低、政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就爆发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整个欧洲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日报：中国金融业因为没有完全的开放而未受这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你觉得从这次危机来看，中国金融业要实现最终开放，与国际接轨，还需要具备哪些前提条件？

　　方方：需要肯定的是，从目前看，中国在这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表现还是比较健康和优秀的，现在我们有四大优势：第一，相对欧美一些国家，我们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还是比较合理和健全的；第二，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几次危机，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顿和资本金补充，所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相对比较稳健；第三，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情况非常健康；第四，我们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从应对危机的角度来说，庞大的外汇储备对我们是有利的。

　　这些优势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正因为有这些优势，中国应抓住目前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进一步实现我们国家金融的开放。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问题：第一，市场机制还不够充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微观层次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

　　第二，金融机构的全球竞争力还不足。中国四大银行的规模已经很大了，但是核心竞争力还不足。在一些国际大的综合性银行中，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大约是各占一半的，甚至非利息收入（即服务性收入）可能超过息差收入，但中国四大行的息差收入都占75%左右。另外，中国的证券公司市值规模虽然不小，但在产品种类、分销渠道、客户的实力、全球影响力等方面都还是不够的。

　　第三，无论从金融监管机构还是金融机构当中的人才储备来说，我们做得还不够。

　　总之，我们要看到优势，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有礼、有力、有节地来实现中国金融的开放和中国金融的国际化。

　　日报：过去两年，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迅速，特别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但近期，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有内地学者提出，中国应该暂缓人民币国际化，以避免热钱冲击，但是在香港，也有一些财经官员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太慢而不是太快。你对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能否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方方：人民币国际化是刚才我们讨论的中国金融开放的一部分，刚才谈到的中国金融开放的几个优势条件对人民币国际化都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是恰逢其时，或者说是历史的机遇。

　　前段时间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其实是外界对“跌停”有误解——即使前一天有跌停，但第二天公布的中间价可能比前一交易日还有升值。其二，人民币国际化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对中国金融机构和监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就像当年的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了十年的黄金发展期一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中国下一步必须要走的，这个门槛一定要迈过去。迈过去了,中国经济会再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