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经济日益疲软的大环境下，在政府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减弱和货币政策又进一步趋紧的格局下，中国经济似乎正在失去以往推动我们增长的‘全球化红利’和改革开放为特征的‘制度红利’。不仅如此，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也在面临着‘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减弱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认为，中国经济要抓住当前机会转型，而转型的关键在于企业，尤其要发挥民营企业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政府要帮助企业做好转型这道“题目”。

　　重点为制造业减税

　　孙立坚认为，首先要给中国企业减税，尤其给下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减税。

　　如果政府感到这样做会增加政府的开支，预算上无法平衡，那么可以采取非对称性的税收结构调整的方式来推进，即增加上游垄断性行业的税收，来“补贴”下游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成本负担。否则，由此带来的大量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资本的退出，会增加今后虚拟经济非理性繁荣的风险。

　　此外，个税起征点和最低工资水平的上调固然重要。但企业的税负降低更为重要，只有企业的生存空间得到保证，个人的财富增长才会有寄托，政府的税源才能厚实。否则，靠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就能让有劳动能力的民众过上舒适的日子，中国经济迟早也会走向与南欧那些缺乏活力、患上了“高福利综合征”的国家一样进入到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

　　提高对民企的开放度

　　其次，整顿以物流业为代表的上游垄断行业的扩张态势和“以价补量”的盈利模式，并提高上游行业对民企的开放程度，通过上下游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构建，来确保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存空间。

　　孙立坚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处在下游的少数国企、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有能力吸收高成本的进货方式而暂时不抬高价格去转嫁成本，但这种排斥竞争的扭曲的经营模式任其发展下去，就必然会挤出大量弱小而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最终行业一旦形成垄断，就一定会以各种高定价的方式，把前期积累的成本负担都转嫁到没有选择余地的消费者头上。这样一来，对人均收入还处在较低水平、从而对价格变化十分敏感的中国大众而言，要取得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消费”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开拓企业多元化市场

　　在孙立坚看来，帮助开拓企业多元化的营销市场，以摆脱当下中国内需客观上渐进发展的格局所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也是政府要抓的事情。

　　如果企业的利润无法通过市场的消化来得以保证，那么中国经济下滑的态势就会动摇市场对未来乐观的预期和克服困难的信心。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曾花了巨额的资金想推动本国金融体系改革和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但由于所有的“转型努力”都是在一个没有增长的环境中推进，结果，除了自己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外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待的改变市场悲观情绪的结果。中国政府今天要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不要小视经济增长下滑所可能留下的长期化的负面影响。

　　孙立坚说，要尽量从两方面来确保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增长的步伐。一方面，对外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和强化国际合作的战略，让中国企业继续发挥其享有的国际竞争力。危机时代，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会更加注重商品的性价比，只要没有人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制裁措施和人民币汇率和工资水平过度的上涨，那么中国企业将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得益者之一。

　　另一方面，确保国内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盈利的环境，增加政府公共事业消费中国产品的比重。努力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完善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少数的中高收入阶层群体能够从国内安心地大量消费中率先体验企业创新所带来的幸福快乐，由此来带动企业的发展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与创造财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