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李稻葵（资料图）

　　我们处于一个有限权威时代，各种力量作用于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因此，讨论改革的方式需要改革。首先应该仔细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的禀赋，其中包括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以及政府的执行力；再者，分析清楚各种改革的后果，以此凝聚和提升改革的共识。由于各个地区的制度禀赋差别巨大，下一步应当大幅放权，由各地方因地制宜推进改革。同时，各种制度安排应有持续变革的灵活性，需要伴随制度禀赋的变化而演进。在改革的讨论中需要更多地借鉴经济制度禀赋与中国较接近的欧洲大陆及亚洲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而不仅仅关注美国的体制。

　　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以及步履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切都在呼唤着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确，中国经济林林总总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层次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为此，思想界需要有新的思维突破。简单重复过去十几年以来反复提出的各种口号，失去的是学者应有的高度，得到的是社会各界种种方式的抗拒和抵制。

　　现有改革讨论的三点不足

　　现有关于改革的讨论尽管数量庞大，论述极多，但是大都有比较明显的缺陷。

　　第一，很多讨论停留在发展与改革愿景的层面，而这些愿景又往往局限于简单的口号式说法，比如，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建设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要建设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要建设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要建立持续发展、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市场经济。这一系列提法毫无疑问都是对的，更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关于改革的讨论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无法对当前许多领域停滞不前的改革提出理论上的指导。

　　第二，很多具体改革措施的讨论缺少方向性。比如说，关于个税改革，众多的讨论局限于起征点多少为宜，而忽略了许多更大的问题，譬如，征收个税的目的何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二次分配主要是依赖个税体制来完成，还是依赖于其他领域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甚至于我们还可以问，到底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二次分配？关于财产税的讨论，往往局限于是对增量部分收税还是存量部分收税，是对第一套房收税还是对第二套房收税。这些讨论显然是十分技术性的，它忽略了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比如，房产税的目的何在？房地产业长期合理的制度是怎样的？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公共财政的收入基础是什么，是来自于国家长期持有的生产资料，还是对生产、流通环节或者是财富存量收税？中国的政府开支到底应该有多大？关于民营企业，大部分讨论集中于如何促进其发展，而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领域以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为最佳，是应该采取德国式家族与政府共同控制的企业模式、日本式的社会化持股方式，还是美国式大股东与金融市场共同协作掌控生产资料的模式？

　　第三，对于当代不同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借鉴得不够。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目光下意识地过多聚焦于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制度。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毫无疑问，有经济制度上的诱人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美国也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美国人素有“美国例外论”（America exceptionalism）。更不用说，世界上还有其他相当不同而且非常发达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比如德国式的、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下一轮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参照物，必须全面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