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来看，中国参与救援欧洲，可谓正当其时

　　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日前刚刚在北京结束，中欧之间在欧债救援问题上已达成初步的共识，温家宝总理在会后明确表示，“中国已经做好了加大参与解决欧债问题力度的准备”。在笔者来看，中国参与救援欧洲，可谓正当其时。

　　首先，自年初以来，欧债危机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迹象。各国国债收益率从去年11月份的高点稳步回落，股市和欧元汇率也稳步回升。尽管2012年三大评级机构仍然陆续下调了主要国家和银行业的评级，但市场并未出现过激反应。相比于去年年底，欧元区国债的市场风险明显下降。其次，今年2-4月份，欧洲国债市场将迎来一轮偿债高峰，欧洲央行的第二轮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已经对此有所防备，但鉴于希腊的紧缩政策出台仍然一波三折，危机仍然存在恶化的可能。中国如果在此时出手，将会显著提升市场信心，帮助欧元区平安这波度过融资高峰。

　　实际上，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在多个场合表明了积极参与欧洲债务危机救援的态度，这不仅因为欧盟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是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向国际社会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且在对欧关系上获得主动。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保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中国完全能够通过调整外汇资产的币种和期限结构，腾挪出一部分资金购买欧洲国债。

　　但是，必须要看到，欧债危机的彻底解决，一方面要求南欧国家通过结构调整重建竞争力，另一方面则要求欧元区建立统一的财政联盟，而这两项改革均需假以时日。因此，必须对欧债危机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对市场风险有足够的警惕。有鉴于此，中国在参与危机救援时应遵循两个重要原则：

　　第一，以参与为主。目前国际社会对于欧洲的救援主要是由IMF、欧盟和欧洲央行这三驾马车来牵头，短期来看，危机救援主要是通过北欧国家对南欧国家的转移支付来实现，本身属于欧洲内部事务，因此，中国在救援时应以参与现有框架为主，充分尊重欧洲对于区域内事务的自主权，不牵头，也不指手画脚。第二，以多边为主。在参与救援时，中国政府应该与欧元区集体谈判纾困方案，而避免同单个国家展开谈判。因为，一方面，单独救援个别国家的风险过大，远超出中国的能力范围。以意大利为例，2010年其国债规模高达1.84万亿欧元，为欧元区之首，中国根本无力承担意大利救援主体的职能，而且，一旦出现债务违约，极有可能得不偿失；另一方面，欧洲内部的复杂性超出想象，如果单独对个别国家展开救援，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的不满，在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今天为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救援应以多边方式为主，尽量避免双边方式。

　　中国参与救援的主要方式是为发生债务危机的经济体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流动性危机，防止危机在全球层面的蔓延。具体的救援措施，可以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展开：

　　从国家层面来看，应积极参与现有框架下的救援。一是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或欧洲央行合作，中国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或欧洲央行提供资金，由欧盟和(或)欧洲央行进行担保，收益率由双方共同商定。或者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行债券，中国购买这种债券。作为一种市场运作下的债权融资，这比直接购买单一国家的债券更加稳健。目前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评级比较稳定，其杠杆化方案无论是通过特殊目的投资工具(SPIV)还是债务担保计划，风险都相对可控。二是与IMF合作。IMF是协调国际社会对欧洲展开救援的主要力量。在IMF框架下，可以通过扩大特别提款权(SDRs)的份额对危机国家进行贷款，也可以按照“新借款安排”条款建立一个特殊工具。中国可以通过对特别提款权的增资以及对特殊工具的融资，寻求与欧洲的合作，推动人民币加入SDRs，从而提升在IMF乃至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此外，中国在参与救援时可视情况提出一个附件条件，即援助资金至少必须有一部分以人民币计价，这将保护中国投资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进一步降低风险。

　　从企业层面来看，可以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对欧洲的救援。希腊、意大利等国在面临债务问题时，需要进行财政整固，其中就包括出售国有资产。中国企业可以以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人的角色参与进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普遍对新兴的中国存有戒心，作为战略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政治压力，因此作为财务投资人可能更为可行，中国可以选择购买优先股而不是普通股的方式进行：其一，这有利于规避投资审核的政治风险；其二，中国不熟悉欧洲企业的运行，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其三，优先股的回报相对固定，收益率相对较高，同时具有优先清偿地位。

　　总而言之，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应积极参与到对欧洲的救援中去，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形象，同时也可以从中获得切实的利益，阻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而目前也正是参与危机救援的好时机。但在救援过程中，中国一定要遵循参与为主、多边为主的原则，首要前提是保证风险可控，具体措施可分为两类，一是政府与欧盟/欧洲央行以及IMF的债权合作，二是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对欧洲企业的股权投资。

　　王静文为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