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极为复杂的2012年，我们迎来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纪念。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其后中国加快经济改革进程的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勇敢地面对经济改革的复杂形势，重启改革征程，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大胆向地方政府放权，化解认识上的分歧，跨越利益集团羁绊

　　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已经初具现代市场经济的雏形。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蕴藏着各种极其复杂的经济关系，既需要对经济进行有效的监管，又需要对监管者实行有效的约束，如何改革，异常复杂，因此出现了大量认识上的分歧。　

　　与此同时，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利益格局已经逐步出现了固化的态势，也就是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进行掣肘的情况，此时重启改革，也面临着各种利益的争斗。

　　在这种格局下，大胆放权，让地方政府，尤其是省、市、自治区级政府，为了解决自己的困难和矛盾，因地制宜尝试改革，能以地方的试验去化解认识上的分歧，也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这几乎是唯一能打破改革僵局的机制，这也是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初衷。

　　地区间的巨大差距导致必须向地方政府放权

　　今天的中国，地区差距巨大，中国经济内部甚至可以折射出全世界不同经济体的差距。我们既有经济发达的沿海一带，其部分地区类似于今天的欧洲甚至美国；也有中等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类似于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同时，我们也有极其落后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非洲。

　　在经济发展水平如此参差不齐的情形下，整齐划一的、一刀切式的改革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新《劳动合同法》这一改革，经过了几年的实践，应该说是不成功的。因为中国的地域如此之广，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如此之大，而且不同的行业、企业商业模式迥异，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划一的《劳动合同法》，毫无疑问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阻碍。　

　　相反，应该允许各个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针对经济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大胆创新，探索新的经济运行体制，这才是从整体上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根本之路。　

　　具体说来，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规定，把大量经济立法的权限下放到省、直辖市一级。举例来说，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就可以由地方立法来决定。有人讲，个人、企业所得税等税法如果各地不同，就会形成竞争。但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我们当年在搞经济特区改革的时候，不就是允许特区免征或者缓征针对资本的税收，从而推动了特区的经济发展吗？而很多年以后，为了招商引资，各地区也实行了不同的资本税法。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流动性更低，对于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实行不同的个人所得税是完全可行的，这既能形成地区间的良性竞争，也能为下一阶段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探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