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不久前，有学者在《环球时报》刊登“解决民族问题急不得”一文，反对“有些自己不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学者，利用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鼓吹民族问题去政治化、非政治化”。对于这种看法，笔者并不赞同，其他社会科学与民族理论研究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我们理应反省：为何经济发展了，一直和谐的民族关系现在却出现一些不和谐现象，曾经主张的理论和政策存在哪些误区？

　　对于中国大多数三四十岁的人而言，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几乎对民族问题没多少概念，所以目前还没把这当作一个重大的现实挑战来看。不过，近30年来举世公认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解决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正视现行民族政策和理论的缺陷。

　　不只一个国家的前车之鉴表明，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可能激化围绕分配问题的争夺，经济增长、甚至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期望都有可能恶化一国之内的民族关系；这种恶化一旦成为现实，经济增长的果实又会反过来为民族斗争各方提供更多的资源，把矛盾冲突闹大。例如尼日尔河三角洲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刺激了当地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苏丹因开发石油资源而爆发内战，并最终导致国家一分为二；即使富裕如英国，也因为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北海石油开发给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强劲的新动力。可见，我们不应将中国目前的民族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不够发达，而是应基于对事实的判断逐渐完善相应的政策。

　　在现行民族政策中，最引人争议的莫过于过多过滥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因为这既违背人人平等的理念，又不符合客观的政治经济现实，还造成了一些越来越明显的负面作用。毕竟，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都生活在落后地区，也并不是所有汉族都生活在优越的条件下，即使要为条件较差的国民创造更好的条件以利于其参与竞争，那也应该是实施地区优惠政策，而非民族优惠政策。笔者认为，这项政策并未实现其目标：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那些片面的优惠政策并未激励优惠对象的自我奋斗精神。令人忧虑的是，过多过滥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并未完全起到增进国家认同的效果。

　　新中国民族政策和理论有历史传承部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西方和苏联学来的。因此，客观认识评价这些国家民族理论和政策实践对我们有重要意义。

　　正视现实，反思和调整民族理论与政策，并不等于主张马上全盘推倒重来；把这两者画上等号，无异于抹黑。我们应当重视民族问题，但片面宣扬民族问题无小事，任何事情都要上纲上线政治化，只能人为地使小事变大事，无事变有事。我们不指望一夜之间化解矛盾，但我们可以渐进调整政策，“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作者是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