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导演第四代代表人物、南国电影杰出的旗手之一胡炳榴先生应该不在乎这样的恭维。斯人已去，惠风沁人。我们怀念他，是在怀念一个难忘的时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胡炳榴先生等中国电影第四代发飙最终功成名就的时代。三十年河东，第四代今天花果飘零。但是就艺术人品之评价，我们以为其足以令后辈英雄们高山仰止。

　　那个时代很特别，也很让人自豪，中国毕竟有过那样的时代。那几乎是最少私利，最少假话，也最少压抑的比较自由而又有理想的时代，或者，因为时间很短，我们只能称她为年代。短到只有几年时间。那个年代说的再短点就是那几年吧，中国社会刚刚从精神压抑灵魂扭曲的文革中出来。又恰恰还没有到市场经济全民争利的历史关头。振兴中华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人们开始相信生活，相信明天，因为相信真诚还在。胡炳榴和他同时代崛起的导演们找到了一种新的电影语言，很清新，直透内心，主观镜头组成的一幅幅电影语境代替了传统的蒙太奇，电影和观众交心而非电影给观众讲故事，成为这批电影最与众不同的风格。《春雨潇潇》和《生活的颤音》一南一北，接着《苏醒(微博)》和《乡情》再次一北一南，直让我们大呼过瘾。电影不仅仅是用来歌颂生活的，电影是用来叩响心灵的。如果说后来的第五代掀起了更大的精神解放运动，那么第四代这时就是打开了一扇窗，一扇心灵之窗，让风吹开了第五代还懵懵懂懂的意识。

　　胡炳榴的电影不浮躁，镜头总是娓娓道来，声画效果的嫁接常常出人意表。如人们谈论的最多的《乡音》结尾处理，画面很干净，女主人公在生命的最后，被家人用小车推着向大山外走去，山外（画外）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一个毕生没有看见过火车的女人，对山外世界的期待，在临终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导演安排的方式，圆满地实现的。遗憾和满足，现实和向往，痛惜和关爱，全部在这声画蒙太奇中得到了最好的升华。

　　电影是感情宣泄的载体，在八十年代是这样的。后来电影变成煽情的、调情的、滥情的，那已经是后话。胡炳榴和第四代导演们似乎没有人这样，一代人过去也没有这样。相反，那时的观众要的是纯情和真情。如果今天拍《小花》，一定很煽情，但我们当时看不到煽情。今天的人们拍《樱》，拍《都市里的村庄》、《人生》，一定很煽情很滥情，但那个时候导演们似乎都不会。这些电影都感人至深，给一代人留下了不灭的印记。从把摄影机对准英雄人物到对准普通人，第四代划时代地完成了一次文化观念的革命，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电影追上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文革中，人们是趴着的，八十年代第四代电影让人们坐起来了。第五代横空出世，人们才站了起来。站起来之后，人们寻找着方向，后来方向也迷糊了。但第四代坐起来的时候，“人”是出现了。之前，人是趴着的，看不见人。那个时代有两本书《人啊人》和《人到中年》。人成为了文艺作品第一关注的对象。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服从的动物，人更不是没有人性良知欲望与灵魂的。人在为生存而战，人在为价值的存在而战。因此我们看到了《人到中年》、《小巷名流》、《红衣少女》、《小街》、《苦恼人的笑》、《老井》、《乡民》、《安居》、《都市里的村庄》、《潜网》、《青春祭》、《沙鸥》等等。所有纯洁的为中国明天的命运思索的人们，无不为这些电影而感动的。

　　那个时代电影经济很好，一年人次居然200亿，这是今天仅能望其项背的。这为第四代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他们真正在为心灵创作，不是在为稻粱谋也不是为金钱的聚敛疯狂。这是命运给予胡炳榴们的历史机遇。它的后果之一是今天的人们视他们为上个世纪的神仙而几乎不再懂得他们，让我们聊发时过境迁之慨。

　　胡炳榴的画面很沉稳，镜头没有漂移不定的，而且中景尤多。这是一种时刻在考虑电影的世界一定包罗一些什么的思索。导演在用镜头观察着世界，这个世界和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又究竟有怎样的联系？这与过去的导演迅速地用镜头推进故事不一样。你看看《乡民》里那条舞动的巨龙，胡炳榴完全没有让它单独地出现在镜头中，而自始至终让它困在包围着它的老屋群落里，翻卷腾挪，既似雾锁，又似囚笼，但却有汹涌的活力，好像要挣脱要释放要一飞冲天。这就是一位站在时代的岸边时刻思索着一个民族前途的电影艺术家深沉而炙热的探求，是他内心深深的期盼。

　　那个时代人的思想比现在纯洁。而由于有那个时代，我们至今相信中国人民的善良，相信真诚不曾遗落。第四代电影始终给人一种思索：国家向何处去，个人向何处去？这种思索今天是很少看到的。孔夫子称赞《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第四代的中国电影就是“思无邪”的当代见证。

　　诚然，胡炳榴和他的同代导演不算很深刻，他们远没有触到生活的最隐秘处，甚至没有向黑暗的历史发起冲击。人性的复杂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被表面的压力处理得比较浅显，而究其原因，是题材局限，第四代没能深入到灵魂裂变的种种罪恶故事当中。举一部讲述东德时期间谍故事的电影《窃听风暴》为例，影片直面政治目的、国与国的利益、政治的手段，但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是直指人性和道德，影片将这个政治事件放上了道德的风口浪尖。而在一般议论中，窃听的事件应该都是发生在国家与国家的行为中。正如所描述的：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特工魏斯曼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妻子演员克里斯蒂娜的生活….影片最后是以特工魏斯曼的道德思索结束的。故事和人性主题因此而无比深刻。

　　至今中国电影在道德揭示上仍无过人的作品，这既是第四代留下的遗憾，也是我们不屑于第五代的。当然，这一切都无法苛求胡炳榴和他的同代人了。谁都不能超越时代，没有谁比谁更加聪明。为什么中国导演没有更深刻地看到这些呢？是中国文化的中庸作祟，还是时代痛得不够切肤！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往往都失之于不敢思想，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