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的经济体转为消费导向，它带来的影响是各方面的

　　雷小山1990年代中期从美国来到中国，并自2003年起定居中国。他的新书《廉价中国的终结：颠覆世界的经济和文化趋势》（The End of Cheap China: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ends that will Disrupt the World），通过其十多年来在中国的个人经历，通过与亿万富翁、政府官员、民工、白领甚至性工作者的大量交谈，以及各种经济数据，来描述中国的转型和对世界的影响。

　　书中将会谈到：劳动力和地产成本的提高将会如何迫使生产廉价商品的制造商关闭、重新选址、或往价值链上端转型；中国如何从出口驱动的经济体转型成为内需驱动；中国人的收入提升将会创造国外品牌向中国销售的机会；中国的消费将会如何对全球商品市场造成压力，引发通胀以及与其它国家的摩擦。

　　Q: 您书中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A: 首先，我写作这本书是因为现在美国有许多人为制造的恐慌。政客、商人、许多经济学家都在说中国的崛起将会伤害美国。我不这样认为。这本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试图停止这种恐慌的制造，试图用一种理性的方式研究中国。

　　在中国做生意将会更贵—房产租金仍然以两位数增长；人力成本正在提高，譬如去年中国31个省中的21个都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2％。这意味着人们不能再把中国视为一个廉价之地。

　　它带来的影响是各方面的。第一，人们可能不得不把工厂迁移到其他更廉价的地方，譬如印尼和越南。书的第二章讲到某个家具生产厂就这样做了，他们搬迁到了印尼。但是猜猜看发生了什么？他们后来又搬回了中国，因为印尼的劳动力效率低下。回到中国后，他们正在试图将产品在中国做内销。他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必须提高商品的售价。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一直扮演着给美国带来通货紧缩压力的角色，中国人愿意低价劳动，因而销往美国、西欧的商品价格很低。但现实将不再如此，人们会发现，中国的通货膨胀将会输出到世界各地。

　　第二，我认为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的经济体转为消费导向。当认识到中国不再廉价后，人们需要做的是向中国市场销售。这对于Gap、Ralph Lauren、Nike这样的品牌意味着什么？我在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写中国女性的崛起，女性正在成为零售消费中重要的决策者，我们应该想清楚如何向她们销售，她们的希望、梦想和动力是什么。

　　Q: 为什么你会在书中特别强调女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经济中的作用？

　　A: 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占据的家庭收入大约是25％，到了90年代上升到35％，现在大致与男性相当。但实际上，我们在采访许多民工时发现，女性的收入正在超过男性。由于消费服务的产业转型，体力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采访了许多来到上海的农民工夫妻，通常男性做建筑工人，工资为人民币1000到1200元，他们很难再找到其他工作；而女性做家政、足浴按摩等服务工作，月薪可达4000或5000人民币。女性正在转变成为家庭的动力来源。我们发现，许多男性开始搬回家乡。中国曾经有过整整一代被祖父母抚养的留守儿童，而现在男性开始回乡抚养孩子，女性则留在上海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中国不再只是一个生产之地，而成为了重要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你需要重视女性，因为她们正在驱动销售。在我的咨询业务中，帮助中国和西方的公司制定市场策略时，我发现许多公司跳过了女性，专注于男性。但他们的认知是过时的，他们认为男性是赚钱和带来改变的群体，但未来将不再是如此。

　　Q: 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经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的观点和您非常不同，他们往往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持悲观态度，这在美国是否主流？

　　A: 不幸的是，他们代表的是主流。这也正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克鲁格曼说中国的生产力高是因为人民币汇率，说中国正在偷走美国的工作机会。他的观点站不住脚。我不清楚他是故意撒谎，还是通过扭曲事实来获得关注。中国并没有偷美国的工作。想想看，奥巴马政府自从入主白宫以后，已经从美国驱逐了100万非法移民。再比如，尽管就业环境恶劣，美国的农业工作仍然有大量空缺，因为现在的美国人太懒了。实际上，他们不愿意在低端的工业制造行业工作。中国并非由于汇率而取胜，而是由于美国人不想要那些工作机会，而中国在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储备有更高的效率，同时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基础设施。

　　老实说，我对克鲁格曼的做法非常气愤。我认为他在煽动对中国的仇恨情绪。当一个主流经济学家这样写时，即使并无根据，人们仍然会相信他的论点。实际上，在我采访许多跨国企业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太多。但他们由于恐惧而不会公开表达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会招致国会的批判、普通美国人的指责。

　　Q: 这种情况是否有改变的迹象？

　　A: 我很担心。美国的经济复苏迟缓，而且我认为美国的整体实力正在下降。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需要找替罪羊。尤其在选举年会看到许多对中国的指责。

　　我希望更冷静的思想能够胜出。习近平在美国的表现很好。我很高兴我不是中国的执政者，这是个非常难坐的位子—不管你做了什么，最后一定会被美国批评。这是现实。因为美国非常恐惧，但是又不理性。关于人民币、偷工作、军事威胁的说法，对于任何脚踏实地的人来说都是没有根据的。

　　但中国需要提升软实力，目前的软实力还很弱。我是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者，但对于社交媒体，他们应该考虑解禁Twitter和Facebook。我理解也同意这是对稳定的挑战，但与其封锁，不如监控。封禁社交网站只是给了批评者们材料。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会使用Twitter或者Facebook，由于语言，也由于它们没有新浪微博或者其他本地社交网站那么受欢迎。

　　我认为眼下是个困难的时期。所以我希望冷静和理性可以胜出，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以及中国正在如何发展和进步。

　　Q: 廉价中国的终结，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A: 西方国家和公司必须要面对这种变化。我采访了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国家的许多高级政府官员。中国的发展，将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中国正在世界各地投资自然资源。那些国家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变化？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以房价为例，澳洲的房价增长失控，不仅仅因为中国人正往那里移居，还因为中国人在房产上的投资。政府面临着棘手的问题，他们需要找到解决方法，既能够欢迎中国的资金，又能够不毁坏澳洲人、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能够做好调整的国家和公司，这种变化会带来好处。但如果不作调整，就会受到伤害。

　　在中国，我认为很多公司将会难以为继。如果你只是依靠低成本或者关系，未来就很难做好。到一定时间点后，企业不能仅仅专注于降低营运成本，必须提高生产的价值，因此需要自动化生产线、销售更贵的产品、创造自己的品牌等。中国的企业不应该是代工生产商（OEM），而需要创造品牌，向消费者或者企业销售。

　　Q: 你在和中国的亿万富翁、政府官员、民工访谈时，他们对于中国的变化怎样认识？

　　A: 和政府官员交谈时，会发现他们非常自信，但有时过于自信。他们理解中国正在面临的许多问题，并且正在努力改进，譬如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提高社会安全、推动中产阶级的诞生。这些都很好，但我认为他们对于经济转型中的某些困难低估了。

　　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带来的问题。政府想要在未来5年，保证最低工资标准保持年均15％左右的增长，但这样做会造成通货膨胀的预期。另外，我认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民众在某些领域的愤怒的严重性，譬如食品安全。书中有一章关于食品安全的，人们对于缺乏信赖、缺乏改进的现状很不满。每个人都很担心，但是每个人都不断看到令人恐惧的传言或丑闻。

　　而中国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有，即使是在经济危机之后的困难时期依然如此。他们是非常好的销售对象，中国的奢侈品市场非常乐观。

　　我认为在经济上有一些潜在的问题。第一，我担心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过于傲慢。他们一直被教育中国的经济将持续成长，他们的个人收入也将保持增长，但他们从未面临过艰难困苦的时局。现在，5年内换过5份工作，收入大幅增长的年轻人很常见。所以我很担心当经济情况变得不好，当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并未真的变富有，买不起房、买不起车时，会发生什么，这会引起很多问题，甚至比贫富差距的问题更严重。保持中产阶级快乐和充分的就业非常重要。那些具备智力、能力和一定财力的人们，如果开始嫉妒，就会引发变革。第二，我认为政府低估了劳动力储备的问题，储备正在变小。如果政府继续不允许生育多个小孩，或者限制国外的低端劳工进入中国，都将会损害社会。我认为应该让越南、印度、印尼等国的劳动力进入中国，帮助解决低端工作的问题，譬如制造业等中国人不再想做的工作。在广东，许多工厂有20％到30％的职位空缺，所以许多企业在往河南、四川等地迁移。因为工人们说他们不想做这些工作，或者如果他们做这些工作，他们希望可以离家乡更近，而不用再背井离乡。

　　Q: 通货膨胀将会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A: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必须提高人们的收入。同时，只要美国继续不负责任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的商品市场将会继续波动。中国在未来几年中都需要面对每年3％或4％的通货膨胀。对此我十分担心。

　　我们的客户都在试图弄清楚一些问题：是否可以全面提高产品的价格？是否可以增加更昂贵的新产品类别？是否要建立新的品牌线？这些都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企业虽然可以自动化产品线来减少成本，但是向终端消费者加价仍然是最主要的方式。就好像星巴克，总是在推出更贵的新产品。

　　Q: 在中国的这些年接触和了解许多人以后，最让你难忘的故事是什么？

　　A：我和我妻子的祖母经常聊天。她的名字是黎莉莉，是30年代的影星。我的书中有一章是关于她的故事，关于她在文革中经受的痛苦。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本以为她会问我：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你以后会怎么照顾我的孙女？但是她和我说的却是：“有时候你必须站起来，反对邪恶”，“有时候河水朝着这个方向流，但你必须朝另一个方向走”。她告诉我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当时，由于她的父亲钱壮飞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丈夫罗静予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和著名导演，江青认为他们是很大的威胁而加以迫害。最终，在红卫兵无休止的批斗和折磨中，她的丈夫罗静予选择了自杀。她接下来和我说的是：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不做好工作，就是在摧毁前人所做的牺牲；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确保我们做的事对国家有益，对普通人有利；确保我们不会变懒，不然她的丈夫、父亲的死就没有意义。

　　当我逐渐认识一些领导人，会意识到他们确实试图在帮助国家。但他们成长时经历的痛苦，令他们后来所作决定让西方人难以理解。好比许多美国人都嘲笑中国对于不稳定的恐惧。但如果观察现在的主要领导人，譬如习近平，他的父亲习仲勋曾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就会明白他们对稳定的渴求为何如此强烈，他们不希望国家再次遭遇混乱，文革的伤疤仍然很深刻，社会上每个细节都被文革所影响，但人们对此的分析并不够。

　　Q：你在书中也采访过一些性工作者，以及通过性产业所观察到的现象？

　　A：是的。从对待性工作者的态度上总是可以了解到许多社会的状况。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妓女没有过去那么漂亮。在90年代中期，她们很漂亮，而且到处都是。现在能看到的普遍变丑了。我认为这是好的，因为政府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女性的收入提高了，也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人们不再想做这种工作。

　　另外，西方人经常说中国怎么会到处都是性工作者？政府明明在大力打击色情产业，但是街上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地方官员会产生腐败和保护现象，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区别。许多美国人认为政府是统一的权力，就好像中央说了什么，其他所有人都会紧紧跟随。我认为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上，总体上我同意中央政府的政策，但他们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处理问题。

　　Q: 为什么90年代时会来中国并定居？这些年看到最大的变化？

　　A: 我过去曾在韩国、菲律宾待过一些时间，和他们的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交流，他们都和我说，小山，要注意怎么应对中国的崛起，而当时美国都还在谈论日本。我认为，如果亚洲的邻居们在担心中国而不是日本，对我这样的美国人去理解中国，以及帮助美国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美国对国际关系、权力转移的理解总是比实际情况晚15年。

　　我从1997年到2003年期间，每年有半年时间在这里。2003年到现在，我基本上全年都在这里。我看到的最大变化是，人们开始享受生活。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人们还在为吃饱穿暖而挣扎，有一次我在天津的街道上走，我看到上千人举着纸牌，上面写着求职。当你理解人们15年前有多贫穷，现在他们如何生活，就会理解为何有那么多乐观情绪—人们记得黑暗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