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贵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把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为7.5%。这主要有四点考虑：一是与“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逐步衔接。“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增长速度，是在认真调查研究基础上确定的，是比较科学和符合实际的。二是适应近期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的实际情况。去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季回落。今年，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国内经济面临许多矛盾和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要超过去年，客观上有很大难度。三是为实际工作留有余地。经济增长速度是预期指标，定得低一点，有利于给各地、各方面减压。四是为经济工作提供一种导向。引导各方面避免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切实把工作着力点放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报告》强调，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当务之急就是改革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

　　投资驱动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面临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等深层次问题。

　　就经济增长的动力看，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驱动的。从“十一五”期间GDP的构成看，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占50.9%，2010年上升到69.3%；资本形成率2006年为41.8%，2010年上升到48.6%；从投资增长速度看，“十一五”期间投资年均实际增长21.9%，远高于GDP年均11.2%的增速；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2006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9%，2010年达到54.0%。与此相对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十一五”期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仅为41.4%，而且呈现下降趋势，2006年为40.0%，2010年下降到36.8%。201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1.6%，虽然从数字上看比2010年提高了14.8个百分点，但这并不能说明投资与消费结构有了很大改善，因为这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是负数有一定关系。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看，2011年增长17.1%，如果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只增长11.6%，比2010年降低了3.2个百分点，比平常年份13%左右的增长速度也要低。

　　正因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而且较大一部分投资是各级政府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所以投资往往被当作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来使用，特别是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就想办法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这在特定时期具有积极作用，但不能常态化。2012年，由于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进口需求减少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负贡献的格局很难改变。如果消费需求不能增强，经济增长幅度下降过快过大，比如低于8%，社会上要求刺激经济增长的呼声就会加大，有关部门就很可能放松对投资的控制，甚至出台鼓励投资的政策，从而继续沿着以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老路走下去。由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下降。这是我们必须十分警惕和努力防止出现的情况。

　　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在经济基础薄弱时，加大投资、为经济发展打好基础是完全必要的。但长期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既会导致经济结构畸形、降低经济增长质量，又不可持续。我国目前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很多问题。

　　投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十一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从2006年的50.9%逐年升高到2010年的69.3%，提高了18.4个百分点。从固定资产形成率看，只有前两年在42%以下，后三年快速上升，2008年达到43.9%，2009年达到47.5%，2010年达到48.6%。与此相反，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从2006年的36.9%下降到2010年的33.8%。投资过快扩张挤压了居民收入，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向资本倾斜、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

　　产业结构失衡。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问题除了一、二、三产业不协调，还有各个产业的内部结构不合理。以工业为例，突出表现是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化程度低，日用工业品十分短缺。这是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造成的。当时，调整产业结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调整轻重工业结构。经过多年努力，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3%上升到1985年的47.4%，之后的10多年，轻重工业比重在50%左右波动，基本保持了协调发展的态势。到上世纪末，工业结构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重化工业化趋势。在1999年—2008年的10年间，轻工业比重由41.9%下降到28.9%，重工业由58.1%上升到71.1%，近3年重工业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比改革开放前还高。这种变化既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有直接关系：大规模、快速增长的投资对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生了巨大需求，刺激了它们的发展；旺盛的需求把不少技术落后、消耗高、浪费严重、管理水平低、污染严重的企业也保护了下来，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很难进行。

　　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资源消耗，导致大量资源依靠进口。我国石油、铁矿石、铜、铝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而且还在继续攀升，不仅造成输入性通胀，而且为国家经济安全埋下隐患。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和环境损害的低成本，使空气、水、土地等的污染和破坏越来越严重。

　　投资效益下降。投资效果系数等于GDP增加额除以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一定时期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新增的GDP，是衡量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投资效果系数不仅大幅度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而且在波动中下滑的趋势明显。到2009年，投资效果系数为12.0%，处于有历史数据的最低水平，即每投资1亿元的固定资产，GDP只增加0.12亿元，比1996年减少0.33亿元。而且凡是大量增加投资的年份，投资效果系数就明显下降。这说明，在投资规模增大的同时生产效率却在降低，高投入、低效益的问题较为突出。

　　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报告》指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今年工作的重点。必须深化改革，改变主要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改变地方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软预算约束状况。《报告》提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地方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应增强政府预算的全面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加快修改完善预算法。政府预算应覆盖政府收支的各个方面和各种项目；政府不能为任何经营单位提供债务担保。人大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加强对预算的审批和监督。提高预算、决算的透明度，主动接受公众和新闻媒体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应加强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把国有企业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提高利润上缴的比例；严格控制国有企业负债率；严禁国有企业把资金投向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非主营业务领域，特别是非实体经济领域。近些年，软预算约束问题正在向事业单位蔓延。比如，一些高校借债问题严重，有的连利息都难以支付，更不要说归还本金。其实，一些单位贷款时就没想到要还，而是想方设法把还款的责任转嫁到政府身上。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政府如果不想办法替它们还，就会形成银行的呆坏账，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从改革的方向看，国家必须举办的非营利、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应实行全额财政拨款；对有收入的单位必须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促使这些单位量入而出，避免追求规模扩张、盲目发展。

　　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报告》提出，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应加快垄断行业改革，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格局，提高投资效益，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报告》提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应通过深化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重。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快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完善鼓励和引导居民合理消费的政策。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