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 董显苹|赣州报道

　　“稀土行业有海洛因的利润，却没有海洛因的风险，各种力量都可以在这里发生作用，不做白不做。”价格低的时候2万元~3万元/吨，价格最高的时候40万元/吨。低成本，高利润。稀土比毒品更容易让人上瘾。这一条利益链上，捆绑着从老百姓到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广泛的社会和市场关系。

　　江西赣州，我国南方稀土生产重地，围绕巨额利益形成的矛盾很有代表性。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在一座山头发现稀土矿，从此以后，哪怕是风声再紧，他们也会偷偷开采。江西“老表”们互相监督，他需要拿赚来的钱去堵他们的嘴。

　　能搞稀土的一般是两种人：一种是牢房里出来的人，另一种是能把牢房里的人捞出来的人。不怕死的和领导干部都牵扯其中，哪怕是配备再多的武警官兵，对于地方矿管局、稀土局的公务员来说，天天都做着可能“掉帽子”的事。

　　稀土开采之后造成的环境问题引来了环境治理的企业，而企业和当地政府、居民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居民怀疑企业为稀土回收而来，企业打着治理的牌子却没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多少好处。而地质部门和中介部门又可能因为数据作假被牵扯其中。

　　同时，央企和地方之间围绕稀土资源的暗战再次升级。矿产资源是国家的；但矿藏于地下，上面表土层的山林是农民的。有些问题，只能依靠地方政府解决。而赣州自己有企业，为什么要拱手让给央企？而即便是地方企业自身，也面临自主开采和个体老板开采的赎买矛盾。

　　去年以来，中央对稀土的监管和整合力量明显加大，但效果却不容乐观。老百姓与官员，央企与地方政府，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利益纠缠，难解难分。稀土的“毒”，不是能简单消解的。

　　凌晨3点多，潘娟猛然从睡梦中惊醒，吓得一身冷汗，她又梦见丈夫被抓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她常常做同一个梦。“被吓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两年前，潘娟的丈夫在江西赣州某县发现一处稀土矿，并成功地以种植果树的名义花了40来万从“老表”手中把那座山头买下。除了在边上种一点树，他们主要是偷采稀土矿。

　　自去年下半年始，中央对稀土行业实施高压的管控政策，整顿稀土行业秩序，重点打击非法开采、生产、黑市交易、出口走私等违法违规行为。

　　风声很紧，几乎所有的正规企业都已经停产，但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潘娟的丈夫他们依然在顶风作案。

　　每到放长假的时候，他们便在晚上雇工偷采。整个春节至正月十五之前的每个晚上，趁着没人巡管，他们一直在“加班加点”。

　　“一般从晚7点开始，做到凌晨7点收工。很多地方都这么干。”潘娟说，“下午拉去吉安永丰县粗加工成氧化物，一般在晚上偷偷加工，凌晨拉回来，不到一天时间。”

　　加工出来的稀土氧化物有专门的人来收，“偷偷地走私到日本”。

　　偷采稀土的成本不高，人工费每人每晚300块，但打点附近近100户“老表”的费用是一笔巨大的支出。“来一个人给必须给钱打发，过年还要打红包。不给就告你，非法开采、污染，这是把柄，如果被举报成功一次，炸掉矿点的设备损失就是两万块，‘老表’已经越来越厉害。”

　　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预备在“五一”长假期间再干7个晚上。

　　严管：横竖都可能掉帽子

　　中央对稀土的监管越来越严：第一，严格控制采矿许可证；第二，有开采许可证的，严格控制开采总量；第三，冶炼稀土的企业，配额和指标严格控制。

　　中国重要的重稀土产地赣州，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也在实施最严格的治理整顿。“市委书记把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叫过来，将治理整顿列为‘帽子工程’，整治不严是会掉帽子的。”赣州稀土行业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去年10月下旬，赣州市统一发文，要求稀土企业全部断电停产。

　　现在看来，整治确实有效，赣州的采矿点从原来的1000多个缩减为100个，偷采的现象少了很多。

　　整个赣州把88本采矿证整合到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下称“赣州稀土矿业”)名下，由赣州稀土统一负责采矿权人的管理，以及稀土的营销、采购和买卖。稀土矿的开采总量也由赣州稀土矿业统一控制，不能超过国家的生产配额，超过了便会受惩罚。“只能出9000吨。若刚好完成，明年也是9000吨的配额，若多生产了1000吨，明年就只能生产8000吨了。”赣州稀土矿业的一位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坦陈，“但因整个管理当中有很多漏洞，很多人把指标完成后，多生产的部分我们无法监管，它就偷偷地走私掉了。”

　　赣州稀土漫山遍野地分布，浅层，易开采，许多农民分到的山林都有稀土。也因此导致监管的难度相当大。

　　虽然巡管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但现在的农民已经很会开矿了，有点防不胜防。“稀土矿漫山遍野地分布，很多山不仅偏远，连路都没有，偷采的人还专门安排了人放哨，车一来他们就知道了，很难抓。当然这里面也有些利益问题，例如，村主任、乡镇长甚至矿管局的官员，幕后操纵、勾结，这些可能性都客观存在。毕竟是这么好赚钱的事情。”赣州市一位城矿产资源管理局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抱怨说，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而利润又太高了。

　　价格最高的时候40万元/吨，即使最早的时候2万元~3万元/吨，也很赚钱。去外面打工远不如偷挖稀土。“按照现有的法律，稀土行业有海洛因的利润，却没有海洛因的风险，各种力量都可以在这里发生作用，不做白不做。”

　　当然，“老表”们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相互举报的人很多。接到举报，他们常常扛着炸药去，炸掉非法的矿点。

　　上述官员所在的县，不仅公安机关给予了积极配合，县里还给他们配备了几十个退伍战士，其中三个还是能飞檐走壁的特种兵。

　　“偷采稀土的人听到这个就怕了，执法力量一定要强大，没有这个力量，怎么可能抑制得住巨大的利益诱惑？但我们都是提着脑袋干工作的，出门都要小心再小心，因为你断了人家财路，不知什么时候人家就会在你背后捅刀子。”这位矿管局的官员诉苦说，矿管的压力非常大，经常受威胁，“有时候想想，拿2000多块钱的工资，冒那么大的风险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他总结了一下，能搞稀土的一般是两种人：一种是牢房里出来的人，另一种是能把牢房里的人捞出来的人。“那得是什么样的背景啊？我们搞矿管的人不只是人身上受威胁，而且政治上也受迫害。”

　　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国土局长曾想到他所在的县搞稀土，他的领导——该县的矿管局长没有批，国土局长便扬言要把矿管局长整下台。该矿管局长赶紧回家算了一下，自己能被抓住把柄的也无非是别人送的一些烟和酒。

　　“冰箱里的烟大概也不少，这个酒不管是茅台、五粮液还是什么酒，全倒在一个罐子里泡药酒，老了以后慢慢喝。烟就不抽了，他想了一下划不来，被逮到就死定了，于是下定决心把烟戒掉，以后也不给他们机会送烟了。”

　　该矿管局官员还透露，一些县领导也参与其中，“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敢吭声的。”

　　治理环境，还是回收稀土？

　　4月8日，国家一级行业协会“稀土协会”成立。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借此机会向媒体披露了过去这些年中国稀土开采所付出的触目惊心的代价。仅初步测算，仅赣州一地因为稀土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矿山环境恢复性治理费用就高达380亿元。而在2011年，江西省稀土企业的利润仅为64亿元。

　　380亿元治理成本的投入与每年从稀土得到的几十亿元收益相对比，确实得不偿失。

　　赣州各县也纷纷在估算治理环境的成本，寻乌县方面表示，对全县所有废弃稀土矿山进行恢复治理，所需资金达10亿元；信封县向上汇报的这一数据则高达30个亿——各县试图争取上级部门最大的支持。

　　在稀土的提取过程中，先是用硫酸铵去浸泡土壤，形成硫酸稀土和氢氧化铵在土壤里，再经过草酸或者碳铵的沉淀，变成草酸稀土或碳铵稀土，这基本上完成了从开矿到取矿的全过程，留在土壤里的是硫酸根和铵离子——化肥的主要成分，但若浓度太高，会把植物的根都要烧掉。

　　“那个液体吓死人的，我们边上刚好有个水库，会流到水库里。边上的树全部死掉。”潘娟压低声音说。

　　据环保部门测算，稀土行业每年产生的废水量达2000多万吨，其中氨氮含量300mg/L~5000mg/L，超出国家排放标准十几倍至上百倍。

　　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水土的氨氮污染，因为土壤里氨氮超标，下雨的时候被冲刷到农田里，农田也会受污染。

　　赣州很多县，曾经的“搬山运动”式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依然清晰可见：把整个山头扒光，地表裸露风化，好多年之后，依然寸草不生。“这是历史的欠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江西省龙南县稀土工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廖志伟说。

　　针对稀土污染，国家各部委专门投入资金进行治理，例如，国土资源部的复垦复耕项目，科技部、工信部针对矿山、土壤废水的专项治理项目。但由于破坏的面积太大，治理的费用非常高，国家部委的投入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地方也在试图通过一些别的办法解决治理问题。江西德润矿业正在龙南县的一个矿山进行“搬山运动”——大卡车们从矿山上将开采出来的泥土一车车地往5公里外的另一座山上运，那里是高岭土的加工分离点。

　　德润矿业是龙南县政府以综合治理废弃矿山之名引入的企业。根据要求，该项目分两期投入：第一期是把稀土废弃矿区里的高磷土回收利用，第二期是投资建一个陶瓷生产基地，总投资12个亿。

　　但目前，德润矿业只是将高岭土开采出来，然后直接将原材料卖到外地去。没有附加值，当地政府并不满意，要求他们从高岭土的开采到深加工一条龙生产。不过，对方似乎并不着急。

　　从高岭土中分离出来的建筑沙在山上越堆越多，山体越堆越高，已经堆放不下，于是把山下“老表”的耕地也征收了来堆放。“2。9万元/亩，政府强迫我们把地给卖了。”被征地的“老表”很不满，但也没办法。当地一位农民告诉记者说，他们其实是在山上提炼稀土。

　　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龙南公司经理林春雷说，“这些东西(建筑沙)放在这里都是宝贝，知道不？当(稀土)价格上来的时候，马上加工，把稀土提取出来。”

　　德润矿业正在开采的矿山获批的是高岭土开采权证。它与赣州稀土矿业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联合稀土回收利用。

　　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是为稀土而来，开采高岭土不过是一个幌子。“若只是开采高岭土，不够运输的油费的。”

　　“很简单，只要你到龙南来，所有人都怀疑你的动机不纯。”德润矿业的负责人反驳说。

　　根据龙南矿管局局长廖振楠的解释：该废弃矿山的稀土含量大约只有万分之三不到，大部分是石英沙，“把50%、60%的石英沙去除之后，建筑沙稀土的含量就提高了，可以提取出来。这样，稀土的尾砂就可以得到综合的回收利用。”他原想将这个项目上报到国土资源部，搞成一个资源综合利用的示范项目。但终因这个问题太敏感而作罢。

　　“综合利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踩到了政策的边线，却不违反法规。”赣州另一个县的矿管局长评价说，“现在的地质部门和中介部门都可以给你作假，稀土含量可能已经超过了万分之五，但也可以给你做成是万分之三。这个行业里，很多地质报告是作假的，这是一个惯例，而且你很难取证。”

　　然而，在采访中，德润矿业的负责人始终不承认他们有进行稀土回收。

　　据了解，目前赣州已有稀土企业开始探索稀土的“绿色开采”工艺。

　　开采：央企和地方的暗战

　　2011年5月19日，国务院终于发出最高级别的稀土政策——《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指出，用1~2年时间，建立起规范有序的稀土资源开发、冶炼分离和市场流通秩序，资源无序开采、生态环境恶化、生产盲目扩张和出口走私猖獗的状况得到有效遏制；基本形成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稀土行业格局。

　　2011年11月15日，工信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和海关总署再次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稀土专项整治行动联合检查的通知》，决定对稀土矿山、冶炼分离企业进行专项整治。

　　于是，稀土行业历史上最严格的整合治理开始了。

　　陈宇是一家稀土冶炼分离厂的老板，他说，晚上睡不着觉的事情他不做。他的工厂从去年9月开始就已经停产了。政策的严控之下，没事可做，他们整天聚在一起喝酒打牌，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搞矿的人搞得很累的，精神上很受折磨，一下子一个政策，人都要被整疯掉了，苦得要死。”

　　陈宇的稀土冶炼分离厂今年3月起开始复工，他分到的指标是380吨，如果加满开，5月份便要停产。但相比其他同行，这已经算是不错了，整个江西省的11家分离厂一共3950吨的指标。

　　指标越来越少，远不能满足生产能力。“干完停产，工人放假还要给生活费，社保还得继续交，否则工人会走掉，恢复生产的时候招不到人。机器放在那里也会被腐蚀掉。”

　　陈宇已经做好准备退出稀土行业了，他预计，照国家这么严控下去，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他打算转战到三线城市去搞房地产。分离厂或许会转手给中国五矿或是包钢稀土。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一年，央企在稀土领域的并购整合一直动作不断。

　　2011年6月，中铝在江苏省收购了5家稀土冶炼公司，挂牌成立中铝(江苏)稀土公司；而五矿意图主导江西稀土整合的野心未断。

　　两会期间，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表示，全国的稀土企业将整合组建为2~3家大型企业，“整合方案并不一定按省来划分”，即未来或将组建开采、冶炼、加工应用产品及研发、贸易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至此，央企和地方之间围绕稀土资源的暗战也进入了炙热阶段。作为南方稀土的主产地，江西当然不愿意将资源的主导权拱手让于央企。

　　3月底，苏波曾代表工信部率队前往赣州进行调研。“在来赣州之前，在他的脑中，大企业的观念根深蒂固，赣州之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说服地方官员放弃对央企的抵制。”赣州市主管稀土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

　　但赣州之行，却使苏波改变了原来的很多观点。“现场考察后，他发现情况不一样。南方稀土漫山遍野，涉及到山林权与采矿权，若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央企根本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关系。”

　　矿产资源是国家的，企业拿到了采矿权可以去采矿，但矿藏于地下，上面表土层的山林是农民的，要开矿，必须要跟农民谈判，拥有山林的人还可能在矿权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矿给偷采了。这是一个矛盾，必须要依靠当地政府的力量解决。

　　“看到矿的存附状态，他应该领悟到没有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光靠大型企业去弄，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根本做不了，企业不能有武装，不能派警察去抓偷采的农民，但政府可以做到。”

　　于是，在“稀土协会”成立的那天，苏波向媒体披露的兼并重组的企业中，有中铝公司、中国五矿、中国有色，也有包钢稀土、赣州稀土等企业。

　　事实上，五矿在江西的口碑并不好。2003年12月，五矿旗下中国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与江钨集团，共同组建了合资公司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亿元，其中五矿控股51%，江钨集团以主体资源、优良资产和骨干队伍持有49%股权。同年，钨砂价格上涨，五矿很快就赚回来了，这使得江西的行业领导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而且，五矿是个贸易型企业而非产业型企业，只要贸易能赚钱，深加工的动力必然缺乏。“在赣州干了10年，干了些什么？它挖了矿之后，什么也没做。深加工一点没做，最多搞一点钨粉，剩下就是卖矿。甚至还拉到别的省份去加工。我们应该怎么想？”江西省工信委的一位官员说，但在没拿到资源以前，五矿承诺了很多，拿到了以后，它什么都不做了。“企业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自主经营决策，这当然没错。但难堪的是地方政府。”

　　这留给江西人很多诟病的话题。江西人觉得自己亏大了。

　　几乎每个有稀土资源的省份都想要打造产业链，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若是完全集中在央企手里，协调起来一定很困难”。

　　“它们开采出来之后，不一定留在江西进行深加工，它可能会选择到人才更多、交通更便利的地方，税收就不交给资源地了。为什么地方想争夺集团的主导权，说白了就是，争到这个主导权，让当地的企业做龙头在那里干，那就是为当地发展作贡献了。”该工信委官员说。

　　以龙南县为例，该县去年的财政收入是9。1亿元，稀土产业的税费就达3。86亿元，占43%多。

　　“打造产业链，搞深加工，需要资金、人才、技术、管理、市场、资源等。央企比我们强在哪里？资源，肯定比不上赣州稀土矿业；资金也比不上，赣州稀土矿业的利润是很高的，不存在资金问题；人才和技术，稀土整个产业中，从开采到冶炼，江西的水平是国内最先进的。可能在市场上，五矿比我们要好一点，因为它是专门做贸易的”。

　　这位工信委官员认为，央企并不具备特别的优势。“赣州的稀土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整个重稀土产业，江西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凭什么没有相应的地位？这么好的基础，支持江西发展，也是比较合理的。”他坦言，现在江西肯定也想争取成为整合之后的大集团之一，“但最后要到什么程度，北京方面会认可，那就看企业怎么去运作了。”

　　去年11月30日开始，赣州稀土矿业已经彻底停产。“为什么要停产？因为我们要转型上市。”上述赣州稀土矿业的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未来要上市，必须要求自主开采，原来的矿权虽归赣州稀土矿业所有，但具体开采稀土的是个体老板。另一方面，也要过环保关，实现环保开采。“停产之后，刚好可以把这些做好。不过关怎么上市？”

　　然而，自主开采就意味着要将所有的开采老板全部赶下山。但这面临着很多问题：一、山头是他们从“老表”手里买过来的。二、整个车间都是他们做的。

　　怎么补偿是个问题。具体的补偿方案仍在制定中，但目前的阻力很大，因为涉及面太广，还可能会遭遇群体事件。“因为所有的矿背后可能都几百个大大小小的股东。最棘手的是，基本的利益者中，很多都是官员，官商勾结，官员参与进去之后都在背后操纵。”该负责人表示。

　　据他透露，赣州稀土矿业公司开始接触部分企业，正在洽谈收购的分离厂包括万宝和锴升，已经进行了资产评估。

　　此外，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即将挂牌，该集团将涉足稀土采矿到分离到深加工应用再到科研的一体化经营。

　　自己的稀土，自己却只有贴牌工厂

　　中国五矿集团总裁助理王炯辉曾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过去，我们都是卖原材料，不注重后端应用。1元钱的稀土原料，我们粗加工最多卖10元、20元，到欧美做成产品后，我们就要花1000元才能买回来。”

　　从前说稀土的贱卖，大多数时候指的贱卖原矿。

　　由于过度开采、盲目竞争，稀土出口一度卖成了“白菜价”。2005年，中国稀土年出口量比1990年涨了9倍，但价格却下降了55%以上。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大规模地到在中国稀土资源区投资设厂。这些企业在当地大量买入稀土原料和金属，简单加工后便运到国外进行深加工或储备，提纯后产品增值10倍。

　　如今说稀土的贱卖，越来越多地指向了粗加工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

　　隐患：尖端技术都是国外的

　　潘海波的企业主要生产永磁材料，日本的技术，出口到香港。“我们不能把稀土挖出来就卖掉，原矿也许只有10万元的价值，但做成永磁产品卖出去值一两百万，附加值很高，可以为国家创造很多税收。”

　　永磁材料作为新型材料，是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获国家鼓励。

　　北京科技大学为了研究日本的磁性材料，采购了他们的设备。“一个熔炼炉子花了2000多万，现在我们国内制造出来的400万就可以买到。”

　　把别人的产品买过来，很快地复制出来，然后大大地降低成本，这是中国人的优势。

　　但这显然无法与技术最先进的日本、美国相比。他们的灯粉可以卖出比我们高出1/3甚至2/3的价格，同样的材料，比如三基色荧光粉，国外可以做到纳米级，发光效果好，寿命长，价格就更高。

　　“我们稀土行业真正的隐患在于，几乎所有的尖端技术用的都是国外的。”江西省工信委的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达了他的担忧，“以目前做高仿的新材料为例，贵金属镝元素的比例，我们要添加到1。7甚至二点几，但国外可能零点几就够了。那么贵，国内的企业添加的量多，就几乎没什么市场竞争力了。”

　　在稀土行业，这样的现象并不罕见。

　　因为没有技术的研发创新，原来做合金的时候，把所有的稀土元素全部拿去做，包括铽、镝这些贵金属。现在才懂得把这些价值很高的金属元素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性能丝毫不影响，还是跟原来一样。

　　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我国的企业很多不太知道哪种金属起什么作用，于是将稀土的全部金属作为原材料放进去，这也造成了巨大浪费。

　　龙头企业环保至今未达标

　　“中国稀土原矿的开采技术可以说是一流的，分离技术也是一流的，但终端应用产品的核心技术却几乎全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赣州稀土矿业龙南公司经理林春雷指出，“像我们手机、电脑的磁盘，基本都是外国进口的，我们做这个只能贴牌别人的专利。”

　　“中国人的制造能力是很强的，但开发能力却很差，别人研发出来的东西我们很快就能复制，但创新和研发能力比较弱，研发和科技投入比较小。真正哪个企业会拿出几百万投入到科研？国有企业也许会。”

　　然而，即使是中国五矿这样的大央企，虽有一个研究院，但涉及到知识产权，自身新的研发成果还是少。

　　有北方稀土龙头之称的包钢稀土，其环保审核至今仍未达标。在不久前，环保部污防司发布第二批基本符合环保要求稀土企业名单中仍然没有包钢稀土。

　　有业内人士指出，“作为稀土行业的领头羊，包钢稀土环保居然没有达标，它不考虑整个产业，只考虑企业的利益，该炒作的时候炒作，它使得整个行业非常混乱，也给钕铁硼产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还不只是企业的投入问题，国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够，使得企业更不愿意投入进行研发创新。

　　“我们最大的缺陷在于技术研发创新上远远不够。”潘海波坦陈，仅以永磁材料这一行业看，“还有很多核心、特别高性能的产品我们是做不来的，而且在产品的一致性上，日本企业也远比我们做得好，无论是过程管理还是各种控制，都做得特别好。”

　　我们还是在给飞利浦干活

　　在赣州，稀土产业已经在逐级延伸，从原矿到稀土分离到金属冶炼再到永磁材料……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合理的利润。

　　在重稀土的主产区赣州龙南县，一共有26家稀土企业，包括4家冶炼厂，9家做稀土废料回收利用厂，还有3家磁性材料企业，以及生产发光材料、荧光粉、照明、添加剂、重稀土合金和抛光粉的企业。

　　但在这26家企业当中，只有中国五矿和厦门东林合作投资生产的节能灯，是龙南稀土行业的第一个终端应用产品，其最重要的一个材料就是稀土荧光粉。其超过90%的产品拿来出口，但这在国际上仍不属于高新技术，节能灯是飞利浦发明的，他们仍然是在给飞利浦干活。

　　“坦率地说，赣州乃至整个国家，稀土行业真正致力于终端应用产品的深加工企业寥寥无几。”林春雷说，国民对中国稀土的期望太高了，“全世界2480多项发光材料的专利发明，我们才占了0。8%，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等于说，几乎全部的知识产权都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我们的起步太晚”。

　　“未来关键是怎么培育自己的创新能力。”上述江西工信委官员说。

　　中国的稀土工业任重道远。

　　(赵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