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报批成功的激励，当下全国多个城市均在加大政策公关力度，诸多之前上报未批复，以及新拟定的金融改革试点方案，亦均进入紧锣密鼓的敲打状态，以期如温州一样成为金融改革试点城市，从而享受特有金融政策的先发优势。

　　截至日前，在3月28日温州成为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之后，深圳早已上报的系列金融改革创新方案再次隆重推出，而天津、上海和武汉亦不甘落后，各自相对明确的金融改革试点方案亦陆续浮出水面。

　　必须肯定，通过对多个重点城市进行金融改革试点，对于中国当下急需全面破题的金融改革而言，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样必须肯定，当下不同城市的金融改革设想，亦部分具有技术层面的个案合理性，如深圳根据地缘优势与香港试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上海依靠外汇交易优势试点推出QDLP（外资资产公司国内募资人民币，换汇后再投资海外）等。

　　但是，在相对肯定的同时，我们必须谨防，旨在为全面推进金融改革服务的局部试点政策，在施行过程中不应演变为各地蜂涌而上的政策公关，从而丧失政策试点之于全国范围内的公平性，以及政策试点之于整体金融改革的结构性，并进而让本轮金融改革异化为政策层面的撒胡椒粉。

　　基于中国当下经济明显下行的紧迫性，以及中国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过于弱化，当下已经展开的金融改革，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赋予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正因为此，当下舆论屡屡将此番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与1978年小岗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中国农村改革相提并论。但是，这种认识明显有失偏颇。因为，当年小岗村试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是之于经济层面的改革，更是之于意识形态层面的破冰，而当下的金融改革试点并不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高度，金融改革的方向路径亦早已明确。

　　在金融改革方向路径早已明确之下，如果仍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进行撒胡椒粉式的金融改革试点，不仅已不合时宜，更会形成事实层面的不公平。撒胡椒粉式的金融改革试点，极易让部分城市成为金融政策洼地，其通过政策洼地效应虽可解决自身发展的短期困境，但难以根本保证自身中长期的发展竞争力。而且，其通过洼地效应对其他区域资源的吸附，必将使当下同样遭遇经济下行困境的其他区域难上加难，从而导致因政策失衡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均衡。

　　除此之外，正因为金融改革之于整体经济的重要性，我们更应该考虑利率市场化这一核心要素的改革，而不是将利率市场化完全悬空，仅对部分城市进行撒胡椒粉式的金融改革试点。

　　在缺乏对利率市场化这一核心要素破题之下，撒胡椒粉式的金融改革试点，只会激发各地基于本位主义的政策公关热情，而难能真正收到深度推进金融改革的成效，更可能因此加大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杨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