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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城市化滞后拖累经济转型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8日 08:0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经济观察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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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中国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出口导向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遮蔽了中国经济的一条软肋,那就是城市化滞后。大量中国制造品源源不断地外销全球市场,其实是利用了现成的境外商贸、物流以及金融等方方面面的服务,也就是借现成的境外城市达成了中国制造的出海。一路顺风顺水走下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经由世界城市向世界市场外销产品,十分顺理成章。

  冲击才显露出掩盖在成就下的薄弱环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使过往每年20%-30%正增长的出口,骤然降为20%以上的负增长。东部沿海出口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突然“失速”。那年10月间我先后在沿海一些工业区里打转,看到上下班人潮依旧汹涌,但订单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却普遍出现了。年底时分,农业部门发布的一项调查说,出现了2000万农民工的回乡潮,为1962年以来所仅见。

  形势当然严峻。须知中国的出口在最兴旺的年份,几乎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0%。外部冲击一到,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里外里下跌了50个百分点,倘若找不到另外一驾马车顶替一下,经济增长断然难以持续。

  这就逼出了一个新动向:当庞大的出口工业能力遭遇外需疲软时,一些外向厂家率先向内“转型”,希冀通过开拓内需市场来摆脱困境。从道理上看,向内转具备可行性,因为外需走弱明显改变了中国产品在内、外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看不见之手”终究会牵着厂家之手向国内市场的方向走。虽然购买力的绝对水平还是外高内低,但这些年国内消费市场扩容也不小,加上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不可阻挡地升值,风助火势,“中国制造”部分转内,应该大有可为吧?

  恰恰是2008年10月的温州之行,教我懂得中国制造转内绝不容易。那次访问的由头,是温州市请到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要他为温州产业界指点全球危机的迷津。不知怎么搞的,主办方还点上了我作陪。我自己是刚看了东莞的几家工厂,很乐意利用这个机会再看看温州。于是,在论坛开始的前两天我先行到达,请当地朋友安排看几家温州制造企业。

  转来转去,就转出了名堂。印象最深的,是红蜻蜓的老总钱金波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上的那一课。记得刚坐下来,钱总就报了一个数:今年销量下降了15%,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我问:行业怎么样?他说降得更凶,怕30%还不止。也是因为外销收缩吗?是的。怎么会呢?温州总不像东莞那么依赖外销吧?

  听到我的问题外行,钱金波决定细说从头。温州鞋业原本是内向为主的,大约六七年前开始大规模转出口。当时的情形是国际大公司拿着大订单来,看上哪家,全部生产线都要了,条件就是为外需贴牌生产。那时,国内鞋的市场竞争激烈,杀价无情,还要跨地域管理庞大的营销网络,遇到经济景气波动,收货款都难。比较之下,外销订货数目巨大,回款的信用好,特别是交易简便,签了合同、发个传真就可以做生意。别看国际订单压价狠,毛利率低,可是走货量大,麻烦很少。权衡利害,大批温州制鞋企业转为外向。传统的温州商业模式,即“做市场、带工厂”,也一路转为“接单工业”。老板倒是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特别是不用为国内商路上那层层叠叠的麻烦劳神了。

  红蜻蜓算一个另类。2003年,一家国际连锁巨头公司要红蜻蜓接单。钱金波在谈判中才算明白了接单模式的利与弊。这位楠溪江边的农家弟子,认定还是要创自己的牌子,所以看到了“舒舒服服贴牌”中隐含的代价。他认定,红蜻蜓遍布全国城镇的1000家自营门店和3000家加盟店,才是自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看到业内那么多厂家亦步亦趋转接单,他把心一横,不但谢绝了超大订单,而且把当时已占公司30%产出的贴牌生产,也转为通过自己的渠道行销。

  这就是红蜻蜓在2008年的冲击当中,受伤程度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好歹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销售网灵敏地知道市场动向,可以及时调整。”接单工业就不同了,一旦国际市场需求减缩,没了订单,“就像电灯突然拉掉,屋子里马上漆黑一团,谁也摸不着门。”

  难道不可以再转型回来吗?无非是重操旧业,再把国内的行销商路建起来就是了。可是,钱总对此不乐观。“那次从内转外,是从难转易;此次由易转难,不可同日而语。”更要命的是,“那时我们鞋业老板的平均年龄也就是30来岁、40来岁,现在40多岁、50多岁的,打拼不动了。”

  是的,温州工业——珠三角的制造业也一样——原本就是做内需起家。举凡纽扣、像章、眼镜、鞋饰、低压电器、小家电,这些当年赫赫有名的温州小商品,我们想不出有哪样不是冲着国内消费者而生产的。温州人的本事是做市场,十万经销员打天下,进而承包商业柜台,然后搞起遍布神州的经销系统,终于带出闻名天下的温州制造业。历史的轨迹很清晰,离开了开拓国内市场的经销能力,温州人的创业之梦——“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怕是圆不成的。

  上世纪90年代以降,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温州货走向更远的市场。草创的本地公司边干边学,把产品越做越好,达到国际市场可接受的标准。另外很重要的宏观环境因素,是1994年中国主动大幅贬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国内工业的成本优势得以发挥,与国际市场打成一片,“中国制造”更开放地涌入世界市场。

  恰恰在那一波转型当中,长三角、珠三角的制造业普遍发生了一种“流程性”的转变。原本的“以商带工”,逐渐演变成专业程度极高的“接单制造”。要明白,接单工业绝不是不要创意、设计、融资、分销、物流以及售后服务。哪一个环节也少不了,只是无须“中国制造”亲力亲为。所有那些环节,很多甩在了境外,由“发单”的跨国公司去完成。用进废退之间,中国制造转成了世界工厂,或者更准确地描述就是成为世界的车间。这就是上期本栏目概括的,中国制造借了世界商业和服务业,借了世界城市,然后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市场。

  这也是2009年以后,虽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以及“刺激消费”等口号不断升温,但最后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才抵御了全球危机对中国增长的影响。说白了,在现实条件下能够替代外需这匹大马的,只是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内需。

  钱金波教我懂得了选一个新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在相当程度上“接单化”了的中国制造,要转向开拓内需市场,非借国内商业与服务业的跳板不可。反映到空间布局上,这块跳板就是城市。问题是,“世界工厂”的多年繁荣,并没有为中国备下一个消化得了超前工业化成就的国内城市。整体看去,中国城市化的小马,拉不动工业化的大车。这是经济转型绕不开的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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