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

　　从美方每次讨要东西的极度具体来看，美国的官方代表不过是“穿着马夹”在华经商的“生意人”；反观我方代表，每每提出大义凛然的要求，显示我方谈判的才是真正的政府官员。

　　虽然学者认为当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 &； ED）和此前的中美战略经济（SED）对话含义存在不同，但这种“多个与”和“少个与”的差别，对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其实并不明显。如果把二者算在一起，自2006年开始这种已持续6年的对话，给人的总体感觉恰如当前的全球经济——这种平台是失衡的，而未来需要“再平衡”！

　　首先，双方代表官阶的对等掩盖了决策权的失衡。虽然从每次对话的官阶来看，谈判桌两头的中美双方都保持了官阶外交上的对等，但是，其背后的决策权却是严重失衡的。对中方来说，所有代表都几乎直接是国内相应政策的直接“拍板人”；而对美方来说，其代表在许多时候则都不过是其所谈论问题的“传声筒”。比如，对于美方此前几乎每轮必作“主菜”端上来的汇率问题，其决策权根本不在政府，而是在国会。

　　其次，双方谈判内容明显失衡。如果你是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美方很多时候在对话中找中方讨要的都是些汲汲于利的“小东西”，而中方很多时候在争取的则都全是正大光明的“大帽子”。比如，美方要求中方给予美资金融机构获得参与股指期货的权利，而我们则数度要求美方保证中国投资美债的安全。因为小，在当下似乎微不足道，所以美方一般容易得手，但最终会聚沙成塔；因为大，就难免含糊不清，所以美方也不妨给予，但最终不免口惠而实不至。

　　第三，官方谈判的对等性质掩盖了官企谈判的失衡实质。从美方每次讨要东西的极度具体来看，美国的官方代表不过是“穿着马夹”在华经商的“生意人”；反观我方代表，每每提出大义凛然的要求，显示我方谈判的才是真正的政府官员。虽然官员也是殚精竭虑的“父爱主义者”，但却不能保证总是能够摸透“儿子”的心思，由此不免出现“所要未必是儿之所欲”的情况。

　　面对上述失衡，未来亟须实现“再平衡”。首先，让中国企业家参与谈判准备进程。既然会议已经是例行的，那么，每年就可以早早召集与美国具有利益相关性的企业家，列出主要问题清单，然后官员在谈判中逐一向美方提出。这样中方的谈判内容也就从此可以由“大”到“小”，真正实现和美方对称。其次，必须坚持，任何中方的承诺都应以美方承诺的同步达成为条件，这样就可以实现决策权的对等。最后，作为对当前政府间对话平台的配套和平衡联动机制，可以考虑要求美方与中方建立全国人大和政协与美国国会两院的定期对话机制。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