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建

　　专家预测我国经济增长减速，面临下行风险。而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全世界又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究竟在哪里？除了深化改革之外，从产业发展看，什么是经济增长新引擎？值得深思

　　经济减速超出预期

　　两年前笔者认为自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沿着9%、8%、7%的曲线逐年下滑。事实上，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也确实从上年的10.4%下滑到了9.2%。而2012年，大部分学者和机构预测，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8%-9%区间，笔者也认为在今年的前3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都能在8%以上，到4季度才会下降到8%以下。然而，从前两个月的数据情况看，经济减速的程度已经超出了预料，很可能在一季度就出现低于8%的情况。

　　分析今年前两月数据时，如果注意到今年是闰年，即2月有29天，就会得出上述结果。如果将多出的一天换算成增长速度，就是要比去年多出1.7个百分点。比如，1-2月的工业速度是11.4%，但是若扣除了多出的这一天，就只有9.5%了。其实用日均产量增长率就可以完全剔除闰年这个季节波动因素，以发电量为例，如果按统计局公布的前两月发电量增长率是7.1%，但是若按日均产量计算就只有4.3%了。

　　电力供求一向是经济增长率的晴雨表，即使不剔除闰年因素，发电量增长率也已经从去年12月的9.7%下降到今年前两月的7.1%了。从中电联最近发布的数据看，前两月制造业的日均用电量是负增长1.8%，更可以显示出工业生产急剧收缩的现实。

　　一般来说，由于工业产出占了总产出的一半，所以经济增长率是随工业增长率变动的，大体来说给工业速度打个7折就是GDP增长率。因此若3月的工业生产继续维持前两月的情况，剔除掉闰年因素的工业速度在今年1季度就会在10%以下，而GDP增长率就应该在8%以下了。

　　问题还不在于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掉到8%以下，而在于全年是否能够保“8”，而实际上可能连7.5%也难以保住。中国目前个人收入差别与城乡收入差别越来越大，由此形成了总供给大幅度超出总需求的总量格局。对于形成今天这样的格局，我们不应给予过多的批评，因为正是这种总量格局使得中国能够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充分地利用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是问题在于，当新全球化因美国次债危机而中断的时候，中国没有能够及时启动开拓内需的战略性调整，而是用加大投资需求的办法来增加一些临时性需求，从而在外需萎缩后，国内供给超出需求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

　　生产过剩伴随消费萎缩

　　不应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当成投资需求，而更应把它当成供给能力增长的指数，因为投资一旦完成就会化蛹为蝶，从需求变成供给。

　　从这个角度看，今年头两月与工业、消费和出口数据相比，唯一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其中最能反映产能增长的装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与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增长率分别是45.44%和58.88%，而去年全年是30.6%与39.2%，这说明工业产能在去年就开始显著释放，进入到今年初释放的速度更加快了。但是同时，从工业生产环节看，今年头两月的通用与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增长率却从去年的17.4%和19.8%，下降到今年头两月的8.6%和11.6%。在投资完成额曲线大幅度上行的时候，工业生产曲线却在显著下行，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并不能代表投资需求的高增长，反而是反映着供给能力的高增长，是预示着下一阶段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将更严重。

　　此外，如果反映投资需求的变化，更好的指标是“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个指标反映的是在建项目需要多少投资才能完成，所以可以代表现存的投资需求有多少。从这个指标变动情况看，2010年是26.8%，去年是18.7%，而今年前两月已经下降到12.1%，这个变动趋势就说明了，真正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需求是在大幅度萎缩过程中。

　　生产过剩的严重程度也能从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中反映出来，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说明，今年前两月工业利润下降了5.2%，去年前11个月是增长了24.4%，去年前两个月是34.3%。笔者在去年底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就在显著下滑，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业利润下降的结果就是导致生产与投资活动的停滞，乃至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生产停滞的情况还可以从中国经济的区域增长结构看出来。一向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都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极，但是今年前两月，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的工业增长率全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的工业增长率全都低于5%。最近还有报道说，深圳甚至出现了建特区以来的首次工业负增长。而沿海地区经济的率先衰退，与今年前两月出口的大幅度衰退是一致的。

　　近两年消费需求的增长率一直比较高，但是到今年前两月也出现显著收缩的局面，从统计数据看是从去年12月的18.1%下降到今年前两月的14.7%，但是若考虑到今年前两月的通胀率只比去年12月下降了0.3个百分点，以及应该剔除闰年的因素，实际消费增长率就已经下降到9.3%了，即比去年12月已经下降了4.1个百分点。这也不奇怪，因为收入是经济增长的函数，增长的下降必然会引起居民收入减少，进而影响到消费需求增长。由此可知，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消费的萎缩将是必然的结果。

　　房地产的问题也是如此。去年的新房销售面积是9亿平方米，二手房销售面积是2亿平方米，在政府严格限购的背景下还能有这么多的购房需求，看来目前的刚性需求仍然很强，甚至可以说，在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在显著收缩的时候，只有在房地产领域有一块被压制住的需求。但是必须看到，这块被压制住的需求是建立在自2003年以来经济高增长，居民由此储蓄了大量财富基础上的，如果经济收缩开始明显，居民收入开始减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就会随之改变，所以，如果目前的房地产低迷的状态主要是因政策因素，那么下一阶段恐怕很快就会转入被居民收入增长低迷约束的时期，对房地产调控来说，也恐怕将不是如何压住需求的问题，而是如何保住去年的9亿平方米和2亿平方米需求水平的问题了。

　　经济下行或与通胀并存

　　最近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在2季度、至少是3季度将强劲复苏，甚至有学者在去年就预言中国经济会从今年再度进入强劲的高增长期，他们的根据，一个是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将再度强劲起来，另一个是认为只要政府再度放松宏观需求，中国经济就不用担心热不起来——对此不敢赞同。

　　从世界经济看，许多人都认为目前只是欧洲有问题，而美国经济已经显露了强劲复苏的势头。然而，美国经济的问题比欧洲要大得多，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在次债危机中所形成的庞大有毒资产直到目前也没有消化多少，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美国经济想从低谷中往上爬是难上加难。去年美国的广义货币M2增加了8700亿美元，比次债危机爆发后危机最深重的2008年的7500亿美元还要多，其中有超过6000亿美元是7月以后放出来的，而正是在去年7月下旬以后发生了新一轮的美股暴跌事件。现在又有传言称美联储要推 “冲销版QE3”，就是由联储放出美元来收购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抵押证券，再用借款方式把放出去的美元收回来。这个举动看似无用，其实这是在给金融机构有毒资产寻找出路，因为联储的做法，目的就是把美国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转移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里，好让这些被有毒资产重创的金融机构能够脱身，而再把美元借回来则是为了维护美元的信誉，防止因美元太多出现恶性通胀。但是美国的有毒资产规模实在是太庞大了，即使自次债危机以来美国的M2已经增加了2.6万亿美元，还是救不了美国的金融机构，所以，直到目前还不能说美国经济在危机中已经触到了底部，由此所发生的需求收缩也不能说已经见底。而欧洲经济由主权债务危机所引发的紧缩过程，可以说才刚刚拉开序幕，因此全球经济的需求紧缩过程至少在今后5年内是会继续发生的，这样就不可能在中期内出现一场由世界经济复苏而拉动的中国经济高增长。

　　有人认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是政府为反通胀而实施货币紧缩造成的，所以是外生的原因，现在速度下降，只要政府降低存准率与利率，经济增长就再度上升，特别是还有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劲头在推动，速度更是下不来。对这样的观点也要推敲，如果总量格局不是生产过剩，放松宏观需求当然会使经济提速，但情况显然是相反，放松宏观需求就不见得对提升速度有效。比如最近央行的银行家调查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贷款需求指数环比大跌4个百分点，是2008年4季度以来的最大跌幅，这说明，如果市场不景气，即使政府放松信贷企业也不一定愿意增加生产和投资。再说地方政府，如果没有2009年中央政府放松信贷，地方政府也不会增加6万亿元以上的负债。放手让地方政府投资，只是在2009、2010年在投资需求拉动下使中国经济短时走出低谷，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生产过剩状态，反而是更加剧了这种状态，这又使得地方政府由于投资无效率而无法还贷，使银行体系在2012年以后会面临着大批坏账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还能再次采取利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来创造投资需求的办法呢？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曲线从目前看是难以改变的，我们只能希望它下行得不要太深，比如不要低于7%，否则就会引发更多问题。还必须指出，虽然自去年10月以后通胀开始下行，但是不能认为这会持续下行。最近农产品又开始涨价，自年初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开始走高，而今年的农业生产形势也还不能确定，这些都会令全年CPI压在4%以下充满变数，如果通胀反弹而经济下行更加显著，政府的宏观调控就会又陷入保增长还是反通胀的两难处境，而再度选择牺牲增长来反通胀的空间显然是不多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党的重要会议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革所导致的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背景下召开的，其他时期的重要会议，即使不是在经济的繁荣期，也是在相对不错的时期，但是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时期，则很可能是又一个在经济显著下行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能用调控宏观需求的短期方法来解决，也不能靠小改小革来解决，而是必须触动当前错综复杂的利益结构，才能进入到真正的结构调整过程，希望此次经济下行，能够成为一次新的大改革、大调整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