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将下行，输入型通胀仍将羁绊调控政策的力度和方向，但2013年后中国经济仍有望重回9%的高增长“轨道”，城市化释放的强大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货币政策将保持中性但操作灵活，存准率和信贷窗口指导的调控手段应时而动，调控新增信贷额度，确保流向实体经济。未来十年我国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将成功实现“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经济增长短期下行 中长期向上

　　中国证券报：最新公布的12月制造业PMI重回50%的荣枯分水岭上方，我国经济增长探底趋势是否明朗?

　　范剑平：连续三个月的PMI指数才有指向意义，目前尚不能得出经济探底回升的判断。从2008年至今，我国经济运行状态是在政策刺激下迅速回升，在政策退出后自动回落，并没有形成自主增长能力。短期来看，2012年一二季度经济增速显著回落，下半年将逐步企稳。这一方面是基数效应，2011年经济增长呈“前高后低”趋势;另一方面是政策滞后影响，2011年四季度货币在部分领域开始放松、微调，等企业真正感受到政策暖意、上下游资金开始宽松时，要在三个季度之后。

　　王建：我国经济三年下行趋势已初步形成，今明两年仍将下行。从货币供给来看，去年11月末M2增速已经收缩到12.7%，M1增速下降到7.8%，与M2的增速差扩大到了4.9个百分点。观察我国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可以发现，只要出现M1增速显著低于M2的情况，无一例外都会发生明显减速。

　　此外，需注意到存款自去年7月开始出现减少或同比少增的情况。这说明，银行体系中的资金在外流，大量中小企业因为从银行体系得不到贷款而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到今年一季度，很可能出现一个中小企业的倒闭高潮，我国经济将会出现急速冷却。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经济增长曲线下行并不主要是宏观调控的结果，而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造成的。此前的刺激计划是在严重过剩基础上继续刺激供给增长，而没有通过结构调整释放出被长期压抑的国内需求，这也是经济增长再度向下的本质原因。

　　中国证券报：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是否已步入增速放缓的新周期?

　　王建：我不认同经济会继续高增长，也不认同会进入所谓“中速”增长期的观点。我国经济会在2013年以后开始强劲反弹，并且在其后以9%的速度继续高速增长15年。至少从“十二五”这5年看，经济增长将呈现“V”型曲线。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供给能力，并且到“十二五”中期又是一个产能释放期。这在供给方面就具备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目前问题出在需求方面，一方面外需大幅萎缩，另一方面是内需被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强烈抑制。我国经济要重回高增长轨道，必须释放出强大内需，这也是下一步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范剑平：我国要逐步通过结构调整，进入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的新增长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速放缓难免。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入推进，相关产业的调整将逐步展开。企业未来面临的不仅是去库存的压力，还有去产能化的压力。落后产能将被淘汰，最终实现“市场出清”，与此同时，资金要被引导流入科技研发和实体经济，从而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

　　货币政策高度灵活 数量调控释放流动性

　　中国证券报：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我国政策调控余地有多大?

　　王建：今年政策腾挪的空间并不大。首先，世界经济并不会出现“硬着陆”，欧洲危机有一半是人为加剧的，因此带有可控性质。而我国目前的增长主要是受外需影响，如果世界经济缓慢下滑，我国经济也会逐渐下行，因此宏观政策急剧转向“保增长”的基础并不存在。

　　其次，未来物价上涨压力仍然存在。去年粮食生产丰收，但粮价在大丰收的背景下并没有显著下降。这说明推动粮价上涨的基本因素，即人口增长与耕地减少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长期存在，因此物价还是会在以粮食为核心的食品物价推动下上涨。而在输入型通胀方面，欧美国家为了应对危机仍会持续增加货币供给，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再度被炒高。估计到今年二季度以后，我国输入型通胀会再次变得明显。综合国内外因素，今年CPI指数应该不会低于5%，在四季度更可能向上破6%。

　　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将逐季走低，而通胀率是“先降后稳”，基于此，宏观调控必须在保增长与防通胀之间平衡，因此调控的取向和力度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只有当四季度增长率向下破“8”后，调控政策才会出现显著调整。

　　范剑平：大规模刺激政策如2008年末般“挺身而出”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刺激政策只是一剂短期“止疼药”，我们必须下决心、花时间去培育经济自主增长能力。2012年是我国结构调整最困难时期，但货币放松解决不了问题。为防止“滞胀”，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稳健、中性，高度灵活，把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

　　一是存款准备金率要应时而动，灵活调整外汇占款渠道释放的流动性，避免热钱大进大出带来的冲击。二是要加强信贷的窗口指导，对信贷额度和流向进行调整。新增贷款首先要确保在建固定投资项目的续建需要，其次要更多给处在金融循环末梢的中小企业，最后要使信贷流向和结构调整方向一致，严控资金流入产能过剩和两高行业，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工业化城市化驱动新一轮增长

　　中国证券报：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何在?

　　王建：城市化是开启新一轮增长的关键。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人均收入达到四五千美元时，城市人口占比超过一半，服务业占GDP比重也超过50%。而中国目前城市人口占比仅为1/3，服务业占比仅40%多。而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来自城市人口，如果中国这两项指标提升，就可为经济增长创造出长期的内需释放过程。

　　城市化与城镇化不同，城市化更突出土地使用效益，也要求有高端服务业支撑，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城市化战略可依托一些中心城市或功能型城市先起步。需要从全国高度统筹规划，对中国的产业布局、人口布局、交通网络布局等都进行重大调整。

　　城市化首先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如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生产性投资，为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其次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最后是服务产业的发展，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以城市化为前提。

　　范剑平：从我国经济发展轨迹来看，现在到2020年之前，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2020-2030年，将进入工业稳定发展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期;2030年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0%的水平，将进入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

　　当全球经济步入低迷衰退之际，我国工业化还有10年加速发展期，这让世界其他经济体艳羡不已。工业化初期，我们追求的是上规模，铺项目;但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化需要完成升级改造，转向高端制造业。这需要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完成工业技术的改造升级;还需要科技创新，我们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正可以将机械、网络和信息技术结合起来，走一条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新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后期的重点是发展高端制造业，要实现更少资源投入来获取高附加值。这一方面可以实现进口替代，高端制造业释放出的产能正是国内可消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出口替代，使此前以轻纺、电子组装为主的出口贸易升级为船舶、飞机、机车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从而实现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

　　未来二十年，是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我国目前50%左右的城市化率离发达国家70%的稳定水平还有20个百分点。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300万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内需潜力的释放是无法估量的。

　　之前开展的城市化主要是“化土地”、“化房子”，是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投资需求。而未来城市化重在“化人”，使农村人口真正享受到城市生活。目前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滞后，进城后的农村人口只好自留退路，在城市则节衣缩食，压抑消费。下一步可考虑除部分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放开对农村人口限制，给其提供完善的养老、教育等社保体系，用少量的社保投入撬动更多的消费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