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同样可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于我们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刚起步，受到的潜在阻力远比设想的要大得多。近期，大家惊讶于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是因为习惯了我国财政收入高于GDP增速的超收模式，这样的超收惯性思维，或将阻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下的结构性减税政策。

　　近期，财政收入从月均增长20%至30%降低到增长8%至10%，引起多方关注。有观点将此归咎于外需疲软与内需不足所致的经济增长放缓，也有观点认为是结构性减税政策削弱了政府筹集收入能力。大家之所以惊讶于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是习惯了我国财政收入高于GDP增速的超收模式，而这样的超收惯性思维，或将阻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下的结构性减税政策。

　　需要明确的是，结构性减税同样可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一贯以增支为主，但随着投资边际回报率的自然降低，财政资金的作用并不如想象的明显。当世界各国已经熟练运用减税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并取得激活经济成效时，我们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才刚起步。然而，刚起步的结构性减税，受到的潜在阻力远比设想的要大得多。

　　首先，各级政府以GDP为基准，调高财政收入任务的做法与结构性减税政策并不协调。我国当年财政收入预算总收入，一般按上一年GDP增速制定，比如2012年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较2011年增长为9.2%。但由于近10年来财政收入2倍至3倍于GDP增速，因此，在各级政府实际执行当中，几乎都将财政收入增速定在20%甚至更多。然而，正常情况之下经济增长会有波动，税收增幅也有极限，始终超收运行的财政收入模式，并不利于多予少取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发挥，也不利于财政资金的集约使用。

　　其次，各级政府为保收或超收，一方面稳定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增加非税收入，都令结构性减税面临尴尬境地。今年上半年的情况，很可能将是我国财政超收模式的一个终结。从全国来看，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增幅普遍低于15%甚至10%，但非税收入增幅从去年的41.7%猛增至今年1月的87.8%与2月的79.8%。税收收入增速放缓有减税的作用，但同样作为政府收入的非税收入大幅增加，则实际加重了社会负担。

　　目前，减税的实质性动作依然微弱。反之，为了遏制税收收入下滑，各级政府迅速将加强税收征管作为了工作重点。今年6月30日之前，各地税务机关便突击开展了“双过半”即“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各地基本完成了“双过半”的任务。但是，一些地方还要实现财政持续超收也就越来越难了。如此来看，结构性减税并不只是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不只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更不只是资源税及教育附加调整这样的细节，而牵涉到中国财政改革的总布局。否则，持续超收惯性只可能令结构性减税成为雾里看花。

　　没有全面的财政改革，结构性减税的效果难以预知。由于我国各级政府肩负着庞大的公共支出责任，只有保证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才可能保证其平稳运行。因此，目前的结构性减税很难削减既有的财政收入规模，也难以改观较为严苛的现行税制体系。要确保结构性减税出真效果，使其成为积极财政政策一部分，就必须全面重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理顺转移支付制度，并设立减税总规模及阶段目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