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欧洲债务危机令人“谈虎色变”，德国作为欧洲中流砥柱的地位更加凸显。为什么在债务危机频发的欧洲，德国却能够独善其身甚至成为拯救者，究其原因，坚实的制造工业基础和持续的社会经济改革功不可没。

　　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据分析，美国和欧洲主要债务国深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制造业的转移和流失，由此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攀升，最后陷入经济的衰退。与此相比，德国之所以能够挺过债务危机，重要原因在于其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工业地位。制造业在德国财富比例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直接推动就业和拉动出口，积累社会财富。

　　德国是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传统高端制造业的代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欧洲头号经济体，其工业制造业占GDP的29%，成为经济的“脊梁”，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德国的精密机械、制药、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环保产业闻名于世，产品以质量可靠著称。正是依靠制造业的发达，德国自2003年开始即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直到2009年才被新崛起的“世界工厂”中国推到第二的位子。而且，德国是一个强大、高效的工业化出口引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欧元区其他大部分国家）享有巨大贸易顺差。与其将出口带来的这笔财富用于提高生活水平，节俭的德国人更愿意将它投入储蓄，交给资本化程度很低的德国银行，而不愿将新近获得的财富用于进口产品与服务上。

　　德国的出口竞争力不是来自于廉价货币，而是德国企业的生产效率、质量、品牌与技术。当欧元大幅升值时，法国、意大利抱怨不断，德国却从未把汇率视为核心问题。德国主要关心货币的稳定，认为这是经济持续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

　　持续的社会经济改革

　　目前德国的状况令欧洲各国羡慕不已。然而，十几年前的德国还是一个“欧洲病人”，与希腊当前的状况颇为相似。受到长久奉行的高福利制度以及两德统一后遗症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升高和高福利导致德国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大批制造业企业迁出德国，收支失衡也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正是深刻认识到高福利体制的缺陷，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1998年上台不久就制定了“2010年议程”，改革计划几乎涵盖了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通过降低税率增加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逐年削减失业者的救济金并加强再就业培训；推迟甚至暂时冻结退休者养老金的增加等。过去十年中，德国在劳动力市场、东西德平衡、人口问题、移民制度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革，已经成为欧洲各国未来社会经济改革的模范。

　　德国总理眼看中国、东欧廉价劳力崛起，他亲自出马与工会领袖面对面谈判，最终换得他们对全球经济趋势的理解。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过去10年，德国薪资实际降低了4.5%。工会的让步换来的是工厂尖端技术不外移，德国出口竞争力大增。德国人口仅8200万，却维持了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地位，出口为德国带来巨额经常盈余，每年贡献2/3的增长。

　　改革总是伴随着痛苦，施罗德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2005年的大选后黯然下台。但随后默克尔内阁依然坚持了“2010年议程”的改革思路，她谨慎考虑社会承受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推进改革，在形势严峻的时候延缓改革。两届德国政府10年改革的成效，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逐步显现出来。

　　其中，劳动力市场改革是德国十年改革的核心，核心思路是在继续保持欧洲“公平”传统的同时，借鉴英美等国促进“效率”的经验，使德国社会经济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施罗德和默克尔两届政府都将推动就业作为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标。

　　施罗德强力改革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政策核心是降低失业保障，特别是对长久失业者降低保障，同时为愿意寻找工作的人提供培训和支持等；默克尔政府继续推行“迷你工作”、临时工等新的工作形式和福利形式，在2005年到2008年间，德国失业人口从500万人下降到300万人，即使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率仍然能保持基本平稳的态势。

　　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长期人口下降，也是德国社会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家庭的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负增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据德国政府预计，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比现在减少800万到1400万人。德国政府对此有着深刻认识，推动家庭结构改革是政府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比如著名的“哈茨计划”，为德国的家庭提供大量的生育补贴，保障有两到三个孩子的家庭母亲能够不外出工作而生活。德国在整个社会结构改革中，注重家庭的价值以及家庭与经济的平衡，使得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大大提高。

　　移民问题在欧洲各国普遍存在。德国政府在推动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加强移民后代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德国在2000年和2005年两次修改移民法，对于外国移民加入德国国籍给予了更公平的待遇。

　　德国10年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改变了外界“欧洲无力改革”的观念。德国如今是欧洲当之无愧的地理中心、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10年前的“病人”已成为当前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和中流砥柱。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感叹，德国人以古板著称，但现在正变得令人吃惊的灵活。

　　审慎财政与坚挺货币

　　从宏观经济政策看，审慎财政与坚挺货币政策长期以来是德国的镇国之宝，无论哪个政党在位，都对此持有不可动摇的共识。无论在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包括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德国都基本上奉行了这两项原则。德国对于美国自2008年来所倡导的全球大规模刺激政策不以为然，并感到忧虑，认为低储蓄高消费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而通过赤字财政刺激需求只会导致未来新的不平衡不稳定。尽管在财政刺激上非常谨慎，德国仍是全球经济复苏最早和最强劲的国家之一。

　　德国对于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来自赤字财政实验带来的后果。1989年柏林墙崩塌，东西德统一。为了重振东德经济，德国实行了大规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转移支付、补贴和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等项目，导致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德国经济持续了十余年的不景气。

　　除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对于审慎财政的偏离，德国基本上是一个财经政策高度保守和谨慎自律的国家。尽管人口老化和高社会福利水平，德国现在的国债余额仅为GDP的75%，是欧盟中最低的。在全球危机前，英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国信用泛滥、房地产泡沫严重，而德国的房地产价格基本上是一条水平线。如果一些欧洲国家希望从根本上摆脱债务危机，德国为它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