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静 高通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
项立刚 飞象网CEO《通讯世界》前主编
张  鹰 易观解决方案公司高级副总裁
赵  云 中兴通讯副总裁
许  峰 翰威特咨询公司华南区总经理
穆  荣 苏州贝多科技有限公司CEO

主持人 陈伟鸿：
    谢谢各位的光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我想手机可能是每个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通信工具，但是您用过这样的手机吗？这个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大哥大”，第一代的手机虽然个头很大，但是它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通话的功能。我们再来看看随着时代进步，大家开始使用到了第二代的手机，第二代手机除了打电话之外，还增加了发短信的功能。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到了第三代3G技术的手机，这款的3G技术手机，你可以打电话、可以发短信，你还可以视频通话，可以随时随地的上网，可以在线支付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复杂功能的完成，都要靠一张小小的芯片，芯片有多小呢？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它就是这么小。
    在2009年，三张3G的牌照在中国发放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3G的商用和它的产业化，在中国也走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道路，应该说这个小小的芯片已经带动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这位嘉宾，就和这张小小的芯片有关。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对话》节目的嘉宾，来自高通公司的全球执行副总裁汪静先生，掌声欢迎他。
    你好，汪先生你好。
汪静：
    你好，你好。
主持人：
    芯片在一个手机当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汪静：
    如果把手机比喻成一个人的话，芯片就是心脏和大脑。如果没有大脑和心脏的话，人就无法存活，所以手机里面没有这个芯片的话，手机任何功能都无法实现。
主持人：
    那芯片在你的工作当中，占据着什么样的重要性？
汪静：
    高通公司具有两大主要业务：一个是芯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第二个就是无线通信技术，特别是CDMA技术的发明和授权，技术授权。
主持人：
    其实十多年前我就知道你带着这张小小的芯片来到了中国，是希望打开中国这个庞大的移动市场的大门。当时你的努力，你觉得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多吗？
汪静：
    挑战和困难非常多，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主持人：
    说来话长。
汪静：
    是。
主持人：
    看来在这当中有着很多的故事，那我们就请汪先生入座，跟我们慢慢聊这样的一段过程好不好。
汪静：
    好，谢谢。
主持人：
    来，掌声有请。

（播放短片）
解说：
    汪静，出生于中国安徽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在安徽大学和人民大学分别完成外语和国际法律专业的学习后赴美深造，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汪静受聘全球15大律师事务所之一的雷德?6?1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和李开复、唐骏、张亚勤等这些同样在高科技跨国公司中获得成功的华人职业经理人相比，直到升任高通全球执行副总裁，汪静在中国的名气都不算太大。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代表中国企业打赢了第一例美国对华反倾销诉讼，这位代理着众多跨国公司法律事务的华盛顿律师，在业界就已经颇有名气了。
    2000年的一天，高通公司创始人艾文?6?1雅各布博士，向当时还只是高通公司法律顾问的汪静提出邀请，请他加盟高通公司，出任高级副总裁。经过再三考虑，已经是知名律师的汪静决定接受高通的邀请，去迎接一个全新职业角色的挑战。担任高通高级副总裁后，汪静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负责高通公司发明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的核心技术CDMA，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的开拓。

主持人：
    你曾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律师，突然间雅各布的一个电话就让你要转换跑道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在你的内心是不是有了一个波澜起伏的过程？
汪静：
    我做律师做了很多年以后，总感觉到往往有一种遗憾。所以每一次商务谈判成功，签字仪式完了以后，基本上我的工作就完了。
主持人：
    你觉得不过瘾？
汪静：
    但是我总觉得还不过瘾，我想我一直设想，如果我来经营这个企业，或者是我来完成这个合同下的商业任务，会是怎么样。
主持人：
    当时的这个角色转换，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挑战吗？你不觉得有压力吗？
汪静：
    实际上我是带着这个小小的芯片和一个巨大的商业计划，还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来到中国市场的。
    高通公司发明的CDMA的商用，CDMA技术当时在第二代的时候，主要是在北美和日本、韩国得到大规模的商用，在世界上其它的国家，基本上是用另外一种技术GSM。但是由于CDMA技术的先进性和它的数据传输能力等其它的优点。国际电联1999年发布了主要的3G标准，都是以CDMA技术为基础。
主持人：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汪静：
    简单的解释就是说，在以前的无线通讯技术，让满屋子的人用同一种语言同时进行不同的谈话，这将导致话音质量不高，经常听不清楚。CDMA的技术让满屋子的人，每两个人在通话的时候都是用不同的语言，而且音量在合理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样的话，满屋子人相互之间的通话都是很清晰。从技术上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所以现在全球迅猛发展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都是以CDMA为基础。
主持人：
    也许大家觉得汪静是中国人，然后回来开拓中国市场水到渠成。中国市场的大门摆在你的面前，用你当年的力度和技巧来把它推开，让我们大家试着看一看，你当年推开这扇大门的时候究竟遇到了一些什么。来，交给你。
    你只推开了半扇门，是不是另外的半扇，当时就完全推不开？
汪静：
    当时我带着商业计划和一个理想，来跟中国的一些当时比较具有规模的厂家来沟通的时候，这些厂家都知道，高通公司拥有先进的CDMA技术，这个他们是认同的。
主持人：
    没错。
汪静：
    但是也有认为你这种理想像一个童话般的故事，要实现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你刚才叫我打开这个大门的时候，我只开了一半，另外一半为什么呢？你必须要推销高通的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因为高通在所有的行业里面不卖最终产品，而是技术授权。
主持人：
    在你接受这个任命的时候，高通的技术专利大概有多少项？
汪静：
    当时的技术专利在美国有几千项，基本上是CDMA和第三代移动通信的最基础专利都在高通手里。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在开启的时候，高通公司当时面临着两个重大的战略选择。当时高通公司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测试仪表也自己做，基站系统也自己做，手机也自己做，基本上整个产业链上面的每个环节，高通公司都在自己做。但是面临全球3G时代的到来，这个蛋糕要做得非常大，产业链扩大了以后，让每个人用得起3G。这样的话就是你的选择就是说，你是什么都自己做，还是你要选择有一些战略性的放弃，高通选择了后者，把系统设备和手机业务都出售了，只造芯片和相关的软件，然后把先进的技术以开放的姿态，逐步授权给世界上任何想要得到这个授权，进入CDMA和3G行业的厂家。
主持人：
    对于你所服务的高通公司而言，中国市场意味着什么？
汪静：
    从2G到3G的过渡，可能主要先从欧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更大的潜力，而且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市场是中国。比如说今天来看，这个预见是对的，中国移动用户已经将近8亿，而且中国是以制造业为见长。CDMA和3G的发展，我们当时十年前最大的担心和忧虑就是成本下不来，而且品种不够多。只有中国厂家的参与和主导，才能把CDMA和3G的设备价格成本迅速降下来，而且种类会变得越来越多，只有中国的厂家起来以后，才能把这个产业链做大。
主持人：
    对中国市场的认识是你个人的一个判断，还是整个公司的董事会，大家都有个共同的认知，包括你们的老板雅各布先生怎么来看当时的中国市场？
汪静：
    在我跟他工作之前，他告诉我来中国大概三次，但是我加盟高通以后，他每年来三次到四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带他去游三峡。在三峡的时候我们站在船头的时候，我们站在船头的时候拍照、看风景，但他注意到船行驶的时候两岸的通信铁塔，他一直在数。我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山头，他说他看到这个铁塔，所以他是搞移动通信的。
主持人：
    他说不定在心里就把铁塔换算成人民币或美金了。
汪静：
    对。他数铁塔是什么，说明他马上意识到中国国情是这样，要么决定不做什么，做什么决定，一旦决定做下来以后，会大规模地、快速地推进一项计划。无线通信在中国市场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主持人：
    既然这个市场对高通如此重要，要打开这个市场，你和整个团队还做了哪些努力？
汪静：
    高通公司也需要自身的本地化。所以我担任高通中国区的董事长之后，也做了几件我认为到现在看来是非常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
    第一是迅速扩大中国区的员工数，同时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了CDMA技术研发和技术中心。在上海、在深圳也成立了分公司，而且现在在上海也有新的一个技术研发中心。这样给中国的厂家和运营商，和我们的政府官员有一个很强的认知，高通公司不光是到这儿来卖了技术就走的，而是在这里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主持人：
    我觉得还不够，因为高通是一个专业性这么强的一个公司，对于中国的公众来说，它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我估计你在十年前来中国的时候，没多少人知道高通公司。
汪静：
    高通公司它是一个典型的高科技公司，一看就是一个工程师的公司，不做最终产品、不做手机，所以他们也不打广告，在媒体上不怎么宣传。而且另外一大业务，专利授权，它的法律性很强，好像当时给人印象有点讳莫如深的印象。所以我记得在我担任中国区董事长之后不久，开始跟媒体公开讨论和解释高通的商业模式。
项立刚：
    当时高通找到了我，当时我是在通讯行业一个杂志任总编。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夏天，明娟（高通公关总监）给我打电话，说汪总想跟你聊一聊，关于我们CDMA的，关于高通的一些发展战略、一些思路的问题。当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事实上我是充满了战斗的精神，要去和汪总交手一下。
主持人：
    你干吗要战斗一下？
项立刚：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我们整个的通讯行业，对高通有这样一个认识或者说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误解，就是说我们认为高通是一个垄断的，靠知识产权的授权获得了巨大的垄断利润的这样一个企业。在当时的情况，我们整个社会媒体对高通来说，有非常多的负面的、相关这方面的文章。当汪总想和我交流一下的时候，我当时充满了战斗精神，也想和汪总来一个“刺刀见红”，来把高通的问题更多地摆出来。
主持人：
    你看，我们新闻人有这样的职业敏感，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事实上经过那一次的交谈，高通这样的一家公司，以及他们希望进入到中国市场的这个愿望，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什么？
项立刚：
    确实这个交流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冲击。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们跟汪总约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到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把我的录像机给关了的时候，汪总说我还没说完，我没说完以后，那我就把录像机重新开了，然后让汪总又说了半个小时。当时的时候我们整理出来的内容8000字，然后发给汪总这边以后，给我回来的内容是变成了12000字。
    但是我确实看到这12000字，是把一个企业它的一些战略、一些思维，把一些我们本来充满着误解的东西给说清楚了。事实上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了解了没有知识产权授权。我们如果中国的企业想进入CDMA领域，我们需要把最深的、最难的这个技术给攻克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最高级的技术高通已经解决了，可以授权让中国企业来做，我们中国人能做到，比如说我们可以生产设备，我们可以生产产品，我们可以生产其它的东西，那么我们本来不可能进入这个领域的，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我们可以进入这个领域，这对我们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是我们成为了走向这个市场的一个契机，我们以前不知道。所以我当时我也做了一个很重要决定，用四个版的文章很充分的把高通的战略说得非常清楚。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这些杂志出来以后，确实刚才汪总说的这样的情况，我也知道，包括政府的领导都找这个杂志来看。
汪静：
    高通的商业模式对中国的无线通信产业和中国的厂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一个机遇，而不是一个威胁。因为高通公司，我说的很清楚，不是跟中国厂家竞争的，等于是一个国际分工，我们是负责研发最新的技术，攻克技术难关，把技术授权给中国厂家，不仅技术授权完了以后，还提供不断的技术支持，中国厂家以他的优势开发出产品，然后我们共同征战全球的CDMA和3G的市场，这样完全是双赢。我现在把这扇门再打开。
主持人：
    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
汪静：
    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技术授权成功了。当年中兴作为第一个中国厂家，跟我们签订了技术授权协议，到今天为止，已经有55家中国厂家跟我们签订了授权协议。
主持人：
    其实在汪静先生之前，这个职位上已经有了好几任的领导者。在你看来汪先生的到来，他的做法当中、他的理念当中，跟前几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项立刚：
    不仅是汪先生或者高通，我们整个通讯行业都充满着一种工程师文化，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说清楚的事情，我们大家讳莫如深，然后我们都不说，然后每到……
主持人：
    是故意吗？显得自己比较高深。
项立刚：
    那倒不是，因为这是肯定有一个打交道的能力，或者是有个习惯的感觉。对我们通讯行业这些大企业来说，领导见媒体是很少的，大家是很怕的或者是很不愿意的，对你在发展过程中间有一些应该说清楚的问题，整个社会是不了解的。这里面给很多企业都造成了很多的困惑、造成了很多问题。高通前一段时间，确实在整个社会上面，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高通这个企业是有问题的。而且很多人一说到的高通的时候，都很义愤填膺的，都充满着敌对的态度。这样的一种情况，让这样的一个企业在中国或在世界上发展，这是有问题的。
主持人：
    听起来雅各布是让汪静先生来灭火的，是带着灭火机来的。
项立刚：
    但他不仅是灭火，我倒是觉得，他是用另一种思路在看这个产业，在看这个方向的发展。
张鹰：
    听了刚才推开中国大门这段历史，我感觉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借用一下我们栏目的名字，对话很重要。刚才汪静先生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讲中国市场，大家不要狭义地理解，中国市场意味着中国人买高通的东西，他只是用中国这个词代表产业机会，这里面有中国电信运营商的新的机会，有中兴、华为这样的设备制造商的机会，当然你们也做手机，还有中国本土手机生产厂商的机会，还有穆总这样做移动互联网的增值业务的机会。它是一条产业链，这个门打开的第一部分，可能首先带来的是中国做电信设备和手机的企业走向全球的机会，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重要的增量，参与全球竞争了。
主持人：
    在推开中国大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注意到，高通实际上就在建立和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的一个全新的对话机制。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大批的中国企业开始渐渐地跟高通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不过在我们的3G牌照发放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他们在3G领域的投入被称作是豪赌3G，所以对这些要和高通展开合作的中国企业而言，他们最大的困惑仍然在于市场未来到底在哪里。

（播放短片）
解说：
    各个国家通信领域的市场都有一个特殊性，有一个准入门槛，就是由政府发放的牌照。只有牌照发放之后，与之相关的通信市场才开放。中国的3G牌照是2009年发放的，而早在3G牌照发放之前，汪静就已经带领着高通迈入了中国市场的大门，开始与更多的中国企业，展开多方位合作。
    中兴就是比较早与高通展开合作的中国企业之一。然而，在3G牌照还没有发放的情况下，中国国内的市场尚存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中兴这样一些决定与高通合作的中国企业来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3G的市场究竟在哪里。汪静给这些企业的答案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先征战国际市场。

主持人：
    坦率地说在当时我们看来，CDMA的技术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的一个通信技术标准，虽然它很优秀，虽然它很先进。面对着这些即将展开合作的企业，你给他们的信心就在于说，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去征战国际市场。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你们之间的合作其实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那你会不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印象说，你就是为了忽悠我才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来？
汪静：
    你这种猜测不是没有道理，当时确实是有这样的误解。因为当时世界通信市场的格局是这样的，基本上被欧美几个厂家所主导，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厂家能制造出有竞争力的通信产品。因为他们的技术起步还是比较低，而且底子比较薄，资源也比较少，对国际市场的认知当时还是很有限的，而且中国国内的市场当时在第二代技术的时候是GSM，基本上是由欧美厂家来主导。
主持人：
    现在国际市场的这扇大门要推开，我不知道力度是要比当年你推开中国市场的时候，力度来的更大一点，还是更小一点？
汪静：
    这一次我是同时开两扇门。
主持人：
    同时开两扇门。
汪静：
    为什么。
主持人：
    好像有一点四两拨千斤的轻巧，主要是我们门做得比较小。
汪静：
    不是。我为什么把两扇门同时马上就打开了，认知没问题，但就是如何做到的问题。我跟他们说，虽然CDMA的市场份额还是比较小。3G时代快要到临，全世界各国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或者即将要发放3G牌照，都是以CDMA技术为基础。所以CDMA在中国以外的很多国家发展非常迅速，比如说在东南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主持人：
    但是他们有没有困惑说，即便这是个新技术，但你拿什么来证明，我用了新技术，我可以领先于市场呢？会不会我依然落后于别人呢？
汪静：
    确实是的。这个技术你讲的话是虚无缥渺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于中国当时比较弱小的厂家来说，面临也是两个选择。一个是自己从头开始做研发，然后在研发的基础上开发产品，这样的话去打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另外一种是走捷径，利用高通的技术授权，你虽然比较弱小，但是可以把你跟这些巨人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主持人：
    赵先生，刚才汪先生说，中国企业对于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的认知，是不存在问题的。你们应该说是最早和高通展开合作的中国企业之一，对当时的你们来说，高通到底靠什么吸引了你们？
赵云：
    CDMA的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中兴，实际上在汪静来之前就已经，1995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了CDMA技术。我们在2000年打通了CDMA第一次电话，这也是中兴中国通信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在2001年4月29号跟高通正式签署了，也就是中国的第一家跟高通签署了IPR协议，就是知识产权协议。所以在2001年5月26号，中国联通就宣布了招标结果，中兴通讯作为本土唯一的本土企业，当时拿到了7.5%CDMA的市场份额，这个对于中兴来讲是非常不容易。
    我就讲这两条线，高通，特别是汪静来到中国以后，他在推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兴在中国，我们也要把这个大门打开，他们的梦想要在中国推广CDMA技术，中兴的梦想要在中国开花结果，走向世界。
主持人：
    在拓展国际市场的过程当中，有了高通的携手合作，你们更容易能够拿到国际市场上的一些单子。这样的一个合作，到底是你们的单赢还是你们双方都有的双赢？
赵云：
    在现在多元化的世界里头，不光是双赢，很多是三赢，它是整个产业链上的多赢。双方在共同拓展国际市场来讲，我还想多说一点，因为中兴在海外150多个国家，都有我们的销售渠道和网络，在这一点来讲，这个是高通它无法具备的。这种多赢是每一个厂商，你专注把你的核心竞争力发挥到极致，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能够最有效的寻找你的最佳战略合作伙伴。因为在产业链上，你不可能每一个厂商通吃全行业。
    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我也谈一下高通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在IPR，就是知识产权谈判过程中，他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你爱签不签，最初几轮谈判过程中，甚至就把合同一扔。当然我们讲谈判是艰难的，他就是说你签，就符合这个条件，你要谈条件就免谈。
汪静：
    关于跟中兴公司的这个谈判，我也记忆犹新。最开始确实有一些不顺、有一些摩擦，尤其你讲那块。但是我今天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开始参与座谈了以后顺利多了。
主持人：
    但是目的还是为了要双赢和多赢。
汪静：
    对。因为有很多条款，有文化上的差异，因为你翻译，无论怎么翻译也翻译的不会达到极致。比如中国的很多名著，《水浒传》、《红楼梦》如果翻成英文的话，我就不觉得还有完全原来的味道。所以确实有语言上面、文化和观念上的问题，还有法律理解上面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是在双方谈判中得到顺利的解决，结果还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
    汪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更多的有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因为在节目之前，我们俩有个非常短的交流，他说他是一个放下茶就可以喝红酒、喝咖啡的人，放下红酒就可以回头来喝茶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好像是在东西（方）的这种文化当中有一种穿梭，可能更多的这种兼顾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质，使得他能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更多地做到很多人都希望达到的这种多赢的局面，我不知道跟这种特质有没有关系，许先生你分析呢？
许峰：
    作为汪总来讲，他是作为这种既在中国生长，又在美国长期的服务，对双方的文化的这种理解。比如像中国，你在中国做生意，中国讲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实际上是谈判才刚刚开始，他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思维习惯不一样。到中国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个事是一个小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大，它基本没有问题，实际意思是大问题，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对东西方文化理解，我们在谈判过程中，他会有很好的一个融合、一个包容。实际上客户成功了，公司成功了，你看我们汪总他自个儿也是呼呼呼就上去了，他自个儿也成功了。
主持人：
    你觉得他上的速度快吗？
许峰：
    非常快。应该讲据我们了解，汪总应该是华人真正的在（美国）五百强企业里面，在执行委员会里面做到最高职位的人，应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能够做到决策层。
主持人：
    看来你盯这个位置也盯了蛮久了，了解得也很透彻。
    我问问项先生，您最早也跟汪静有过交流，如果我们把他定位为两栖职业经理人，你觉得合适吗？就是可以有东方的思维，可以有西方的逻辑，然后这样的两种交融在一起的文化的特质，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帮助高通，在把先进技术带到中国市场的同时，也能够带领着中国企业更多的走向国际市场？
项立刚：
    中兴、华为这些企业的成功，事实上也是高通这样一个产业链的成功。大家的成功，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也就是说高通这方面它的产业链顶端，它是比较成功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像中兴、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在2005年之前曾经还是有过很艰难的时候。但是2005年以后，在国际市场里面打开了市场，现在有很多的收入，超过一半的收入，甚至超过70%的收入是来自于海外市场的，不带有像西方的一些偏见。这样以后，在融合的过程中间，可以把自己的长处更好地发挥出来，把我们从一个相对窄的视角打开，然后用中国的感觉和西方的感觉结合起来，我想我们会有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主持人：
    在汪先生的身上，到底是中国的感觉多一点，还是西方的感觉多一点，我们也许很难来界定，但这个时候我倒真是想让你发挥一下自己的中西文化跨越的这种潜质。你看到现场有很多外国朋友，他们可能对于中国了解一些，但未必了解的很多。如果说这个时候咱们俩在读老子的《道德经》，然后我挑一句，然后请你给他们介绍一下。比如说《道德经》上有这么一句话“无为即有为”，请你把这个内涵能跟外国朋友说明白吗？
汪静：
    在老子的著作中有一句话“无为即有为”，这也是高通商业模式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放弃了制造产品的业务，出售了设备和手机制造业务，所以我们能够扩大CDMA技术授权的业务。它也适用于我本人，放弃了法律专业，使得我能在更大的领域有所作为，这也是我的人生信条。
    我能不能用中文再讲一下，“无为即有为”实际上是非常有哲理的学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老子的学说。因为它的内涵就是你要懂得放弃，适用于高通和我本人。
主持人：
    我看到几位外国朋友频频点头，估计你顺利地通过了今天的临时抽考。西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它同样深深地影响着你这位从小就在中国长大的东方人？
汪静：
    其中有一个我经常引用的，财富并不是你永远的朋友，但朋友却是你永远的财富。
主持人：
    说得非常好。但是我也注意到，当你和永远的朋友携手在拓展国际市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你们都是大有斩获，一块拿下了国际通信市场的一块大蛋糕。但与此同时，在这些和高通合作的中国企业的心里，似乎也隐隐的觉着你们之间好像还有一扇门，这就是专利技术保护之门。虽然在中国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叫“亲兄弟明算账”，可是这些中国企业心里老在嘀咕，这账到底该怎么算，因为这扇大门如何来开启，开启的角度有多大，主动权还是掌握在高通的手里。

（播放短片）
解说：
    2009年，随着三张3G牌照的发放，中国3G的商用和产业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国际市场上已经颇有斩获的高通，以及像中兴这样早就进军了3G领域的中国企业，理所当然的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拔得头筹。
    汪静刚来中国的时候，高通在中国的销售业绩几乎为零。八年后的2009年，来自中国市场的销售收入已经占到高通104亿全球收入的23%。汪静本人也平步青云，升任高通全球执行副总裁，成为决定整个高通命运的11个核心高管中的一员。
    然而，随着合作的深入，很多企业发现在与高通的合作中还存在着一扇门，那就是专利技术保护的大门。而这扇门恰恰是由在全球拥有多达两万多项技术专利的高通来决定它将如何开启的。

主持人：
    我听说在高通的总部有一面专利墙，上面列满了让我们高通人引以为傲的各种各样的专利技术。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在高通对于专利技术到底有多么的重视？重视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汪静：
    高通公司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是技术研发，然后在研发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授权。所以你刚才讲到高通公司著名的专利墙，就充分反映了高通公司对发明创造的重视。专利墙本身挂着专利牌子，我能不能，我想拿一个。
主持人：
    好，给大家展示一下。
汪静：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就是一个高通专利墙上面，就像一块砖，这上面是一个美国专利，专利号、专利名称和专利发明的内容和权利要求。专利制度就是让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发明能得到最广泛的应用，造福于人类。如果没有一些保护制度的话，他可能就不敢去公开，或者是跟别人分享。为了鼓励创造发明公开化和最大的应用化，所有才有一个专利制度。
主持人：
    这个授权的过程很复杂吗？比如有一家A公司，他想用一下高通的某一项专利技术，就是要签署一个厚厚的协议对不对？
汪静：
    对。
主持人：
    这个协议大概需要厚到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汪静：
    我认为没有像人们想像得那么恐怖，其实是一份文件，我带了一份文件给大家看看。
主持人：
    就这么薄吗？
汪静：
    就这么薄。实质性的条款也就十几条，其它的都是律师的工作，比如说词定义，哪些词应该怎么解释。
主持人：
    我们看到第三道门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这就是我们的专利技术保护之门，这个门没有像刚才那两扇门那么容易，随便一推，无论是左侧或者右侧，它就开了，目前它是一个紧闭的状态。赵先生看到这个门，好像陷入了沉思，是不是想到了每一次你们之间的这扇门的开启的过程。有人告诉我，要开启这扇门其实也不难，你就需要把我的法律条款都给我签完了，把该给我的钱都给我了，我把钥匙给你，然后你开一小道缝，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赵云：
    你这个比喻，我很赞同。
主持人：
    您这说话大喘气，让我觉得好像你陷入百感交集的回忆当中。
赵云：
    人类文明进程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有利于技术的发展和创新的实现，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比如说瓦特，我理解是知识产权保护算第一人。大家都知道，瓦特蒸汽机是他发明的，但实际上瓦特真正的贡献，他倒不完全是他蒸汽机的发明，而是当时他把蒸汽机技术形成了专利，然后通过这种专利的推广，使得瓦特蒸汽机得到了社会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双方是互相配合，作为战略合作来讲。
    但我接下来想到，特别是陈伟鸿谈到坚实的门找不到门缝的时候，我百感交集呀。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或者是知识产权的滥用，会阻碍技术或者人类文明的前进。中兴现在在全球，我们市场份额，就是说我们海外的市场已经占了全球的51%，我们在去年的增长比历年增长上升了36%。尽管是这样，但是我们来看CDMA这个产业，实际上还是叫百感交集的，因为我们现在全球CDMA的用户数量也就是4.3亿的样子，4亿多，而全球真正移动用户远远不只这个数，有的说到50个亿。
主持人：
    你希望是不是，就是高通把这个门一直打开着，然后别这么紧闭着？
赵云：
    在这个产业链上，那么获取利润最高的还是，咱们坦率说，高通所占的产业链的价值是最高的。
主持人：
    中国企业的这种心声，跟高通一直所坚守的这种专利技术的保护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对于你所在的立场而言，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汪静：
    高通公司的CDMA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以授权的方式推广，带动全球CDMA和3G产业链的发展，其中的商业价值是以万亿美元计算的。
    高通公司去年财年的整体收入大概104亿美金，其中差不多大概三分之一是技术授权的费用，其它是芯片销售和其它业务部门的收入。所以高通公司的技术授权费用，去年财政年度也只有30几亿，估计不到40亿美金。所以在这里面，我就觉得好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吧。
    反观如果高通公司没有这些这样的收入，专利授权的收入，高通公司就无法再投入到技术的进一步的研发。
主持人：
    很多中国的企业，其实是对高技术有期待的、有渴望的，不光光在通信领域，包括在很多的新能源领域，中国跟美国之间都有一些合作。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是，美国并不是愿意把所有的领先的技术都统统地卖给中国，在你看来，这是为什么？
汪静：
    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双方互补的关系，是一个天然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从原则上认为，美国应该将更多的高新技术转让给到中国，或者跟中国展开对双方有利的合作。
主持人：
    如果说在通信技术领域有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政府不是很情愿把它作为一个技术转让给其它公司，尤其是中国的公司，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意愿的话，你会去和政府交涉吗？你会怎么来说服他们？
汪静：
    在华盛顿从事法律工作的时候，所做的一项，我认为到现在还认为比较有意义的事件，就是代表中国卫星通信公司，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将美国一个在轨卫星，已经在轨道上服务的卫星购买下来以后，成功的从轨道上面迁移到另外一个轨道位置，然后给中国提供通信和广播服务。当时就涉及到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问题，我们在华盛顿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
    做这样的工作容易吗？是不是很容易以你的学识、以你的口才，就可以说服他们说改变这种情况？
汪静：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记得我可能连着好几天没有睡觉，所以那个项目对我来说，到现在我看是非常有意义的。
    像中兴公司和华为公司，他们会争取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才能把CDMA这个先进设备卖到某些特定的国家。我们也是积极配合的，为中兴和华为这样的出口机会提供了很多法律上、政治上和技术上的支持。
观众：
    我们也知道高通在4G的技术上面也做了很多的发展。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担忧，就是说可能3G的网络还没有，投资还没有收回来，而我们可能又被迫跟着我们这些技术巨头去部署4G的网络。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不是永远在跟着这些技术巨头在跑，高通除了带给我们技术授权之外，还带给我们中国什么呢？谢谢。
主持人：
    好。
汪静：
    我个人认为4G规模性商用的这个意义上的到来还是有一段时间。即使规模性商用以后，3G和4G会长期共存。
主持人：
    他还关心，高通把技术带到了中国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些什么？
汪静：
    由于在中国CDMA产业链的巨大成功，所以高通公司作为公司也受益了。像中兴、华为这样的优秀企业，不仅在中国3G市场上起了主导地位，而且在全球也成为了前五名的通讯设备企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主持人：
    像中兴还是属于本身实力也比较强，也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资源，所以他和高通的合作似乎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门当户对。但有的时候，这扇门是不是也把一些更小的企业排除在合作之外了？
张鹰：
    这个授权，这里面还有两个细节我觉得要考虑，不是每个领域都是应该开展完全的市场竞争的。在西方经济学里面，比较崇尚市场经济的理念，物竞天择，大家自由竞争，谁胜到最后谁就好了。东方的文化讲究和谐、讲究适度。实际现在的市场，可能是两种文化的一种结合，有些领域是不能够过度开放的，过度开放之后的结果，可能对所有的参与者，反倒带来一个伤害。就是有些领域可能需要门槛，比如像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做这种核心的系统设备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门槛，不能想像一个小规模的公司，上来做核心大系统。
    但反过来说，贝多这样的公司很有创新性，他们在做信息增值服务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去买这个门票，就可以参与服务了。所以不能泛泛地讲所有领域都需要门槛，也不能泛泛地讲所有领域门槛高还是低，我觉得得实事求是。
主持人：
    在高通刚刚进入到中国市场一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业绩很不好，甚至业绩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你就已经说服了总部，要在这里设立一个高通基金。
汪静：
    高通公司2001年宣布在全球设立5亿美金风险投资基金的时候，我争取到1亿美金专注于投资在中国的新兴的跟移动通信相关的企业。
主持人：
    高通现在跟我们贝多科技也是有合作，在最初合作那一刻，你们彼此打量过对方吗？有没有衡量过贝多的大小？
汪静：
    我也有幸去访问过贝多，我认为这个公司所开发的定位应用是非常有创造性。所以我看到贝多投资案以后，我是第一个投赞成票的。
穆荣：
    刚才听中兴的讲，我觉就觉得首先我就感觉我们很幸运。因为别人都在谈怎么交钱，我们是怎么拿钱。其实最早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老实讲我是吓一跳，高通的风险投资的，大概美国的律师给一个尽职调查的材料，反正我准备出来大概有这么厚。我们在国内做定位服务还是比较孤独的，因为在国内做的人不多，很少。我们是做互联网的，和做电信、芯片的会不会有文化上的差异。当时很担心，因为电信的企业是要求百分之百的可靠，互联网实际上有点反过来是说让一部分人先用起来，然后摸着石头过河。
汪静：
    随着3G应用的不断深入和用户数的不断大规模增加，在中国像贝多这样有创意性的公司会越来越多。
    我们进来的时候是为了出去，而且我们进来的时候一个人，出去是一大帮人。这一大帮人的话会形成非常强大的力量，在全世界攻城掠地。如果高通公司一个公司根本无法想象做到，可能做梦可以，但是作为一个商业计划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
    十年前，当你用力地推开中国市场这扇大门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到了今天这样一群朋友，一起征战国际市场的非常壮观的景象？
汪静：
    我十年前就有这个梦想，有这个理想，所以我更愿意从事商业运营的工作，而不是从事法律工作的重要原因，就是有这个理想。我是为一个美国财富五百强的高科技公司工作，但是在我的梦想里面，一直想看到中国的厂家会主导，有一天会主导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而且在全世界移动通信市场成为主导力量。
主持人：
    你也被当作是我们向国际输出的另外一个中国力量。你觉得你手中到底握有了什么，可以打破跨国公司当中的玻璃天花板，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跨国公司的一个核心管理层当中，是怎么把它一拳打破的？
汪静：
    我从安徽一个偏远的农村长大，然后求学的，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关键性的选择。我到高通公司也没有技术背景，但是我就觉得无论你在学校学的专业是怎么样，你工作以后，更重要的是善于不断地观察和学习。
    第二点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我有这个胆量，我为我的这个建议负责。如果错的话我承担责任，你可以随时把我解聘。
汪静：
    其实我的所谓的职业成功里面所反映的是，首先是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第二个是中国厂家的，通过他们的打拼和努力在全球市场的成功，在他们的成功里面，所折射的、反射的影子里面，我只是这里面其中一个影子罢了。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我没有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和中国企业的成功，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的能量，我认为我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主持人：
    现在的3G技术真的是方兴未艾，我身旁很多的朋友已经迫不急待的换了3G的手机。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用3G，我现在这个2G，甚至是1.5G可能都用得很好，为什么一定要换。
    我也特别看了一下工信部发布的数据，到2009年的第一季度，我们中国的3G手机的用户大概是1800万，这和我们全国广大的手机用户相比的确是沧海一粟。在节目结束之前，还会请大家稍微展望一下，像刚才赵先生说的这么具体的，就是3G时代，你可以用3G的技术，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请你给我一个理由，告诉我该不该换3G手机。
项立刚：
    前几天世界杯的开幕式，我就拿着一部3G手机，在现场拍了照片，我把这个照片加工以后，就发到微博上面去了。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你们电视台的记者，在这样的赛场上面，我发表我的视角的意见和我的看法，这些事情都是以前做不到的。
赵云：
    未来的3G终端，他能够夸张一点，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因为未来这个屏幕是可以折叠、可以伸缩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微型化，然后你应用的时候把它展开来，3G终端它能够实现你所有的。3G给大家带来的生活，它将超出你的想象。
汪静：
    我敢保证说最终中国十几亿人口都会成为3G用户。3G会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你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用3G的手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