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世行投票权意味着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这是一场情理之中的权益调整。4月2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世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上,中国获得1.65个百分点的新增世行投票权,从目前的2.77%调至4.42%,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股东国。

　　中国在世行股权的“较大”增幅增加了市场对中国在IMF提高投票权的热望。事实上,去年G20匹斯堡会议后不久,IMF日本代表小手川大助就表示,IMF投票权改革后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IMF第二大投票国。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IMF、世行的话语权呈现出渐进推进、加速提升的局面。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中国首次获得了全球金融稳定论坛的一个理事席位;林毅夫出任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朱民出任IMF特别顾问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表征。

　　然而,当前国内过度渲染收获的“权力”,而弱化匹配之责任,则显得片面。我们首先必须明辨,过度强调“权力”而淡化对等的义务和责任安排,是对“权力”的一种曲解。一方面,权力背后是对等的义务,中国提升在世行等投票权,意味着中国需承担相应甚至更高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欲以取之,必先予之。日欧等同意让渡世行和稍后在IMF的投票权,既是当前国际政经变化之局势使然,同时让渡权力的背后则伴随了义务与责任的过渡。

　　显然,有效改善和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不可或缺;同时,面对持续蔓延的主权债务危机,欧美需中国资金援助。给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世行和IMF等国际组织对应的话语权,不仅有助于矫正当前发达国家在IMF等组织的垄断地位,而且也可以改变当前IMF等狭隘的代表性所出现的严峻的合法性与信用危机。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权力让渡,诉求中国在IMF等组织的话语权提升背后的对等责任的承接。

　　另一方面,中国在世行与IMF投票权的提升,还需改革当前IMF等的投票表决机制。目前IMF等采取85%以上的表决权决定;美国在世行和IMF分别拥有15.85%和16.77%的投票表决权而享有一票否决权。提高IMF和世行的国际代表性,重塑其合法性和可信度,改革其投票表决机制甚于投票权让渡。然而,如何在保证IMF等组织广泛代表性的同时避免分散的大数表决机制所带来的相互推诿扯皮和运作效率低等问题,实为一大考验。毕竟,负责任的大国都不愿看到改革后的世行和IMF出现类似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中由于利益撕扯而不欢而散之局面。因此,中国在世行和将在IMF的话语权提升,相对明显的是相应国际义务和责任的担当,其他的变化尚不明朗。

　　同时,是次中国在世行投票权的提高也使中国置身于相对复杂甚至难以协调的权力责任对等格局,改变了中国过去一直坚持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思路。中国承接投票权不仅代表自身利益,还把中国推向了代表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风口浪尖,使中国置身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博弈的夹心层——既要平衡好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协调,又要平衡好中国自身利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协调。而中国自身利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多元利益若得不到妥善处理,将分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事实上,最近针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政策等问题,除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外,印度、巴西等开始置身事中,使得人民币汇率等问题愈发变成了一个多边框架下的议题。

　　由此可见,中国在积极争取世行与IMF话语权的同时,需坚持中国获取投票权是增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同时,应严格厘清中国投票权概念背后的内涵和外延,避免获取的新增投票权潜伏着责任与义务模糊的利益代表格局。同时,在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时需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