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优势在慢慢减弱，黄发静这个链条上的华人经销商在不断减少。开始，订单基本来自海外的华人华侨。目前，在黄发静的客户群里，这个群体基本消失了。

　　“现在制造领域民营企业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然而，如此艰辛的现状，在黄发静认为，跟入世没有任何关系，“入世利大于弊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加入WTO组织，诸如之前欧盟CR法规不公平条例，你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

　　黄发静是温州日丰打火机的董事长，全球知名的打火机大王，中国打火机一行业龙头企业， 90%以上的产品出口欧美和日本等国。

　　同时，黄发静是中国第一个站起来抵制欧盟CR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先驱。黄组织并直接参与中国打火机行业推翻欧盟CR法规中的不平等条款，捍卫了中国打火机行业的整体利益。

　　适应规则：抗诉欧盟CR法案

　　《21世纪》：入世之前，对国际竞争有过什么样的认知？

　　黄发静：CR法案前期发生的问题，我是在2001年10月5日，接到了函件，告诉我，欧盟也正在拟定CR法规，接着中国加入WTO。我的考虑是，可能中国入世会让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感觉到压力。比如发达国家对来自于中国产品的价格、数量等方面，可能感觉到对他们会有冲击。

　　《21世纪》：欧盟祭出CR法案这件事，让你对国际规则有了哪些更深的认识？

　　黄发静：现在很多的人碰到说起此事，都把欧盟CR法规说成是反倾销。其实两者完全不同，反倾销属于关税壁垒，小范围的影响，而法规是立法层面了，可以堂而皇之大范围设置贸易障碍。

　　加入世贸组织10年，对于国际贸易及市场的游戏规则，从无知逐步走向成熟。

　　比如，以美国市场为例，1994年针对中国产品制定了CR法规，当时中国人就没有任何反抗，连反对的意识都没有。当时中国不是WTO成员国可能没资格交涉，正因为如此，当时美国的立法过程中通过仅仅只需三个月。这对中国打火机领域是致命的一击，因此在1994年美国CR法规实施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打火机急剧下滑70%左右。此后，温州的一位唐先生，还因为对法规的无知，打火机运到美国港口被查而遭受牢狱之灾。

　　其实这个法规，是严重违背了TWO TBT协议。因为欧盟CR法规把一个产品的价格作为安全的标准界限这是非常不科学和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为了维护中国产业的根本利益，也为了推动公正的世界贸易秩序，我们站起来与欧盟相关机构进行严正的交涉。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民间的力量首次反击国际不公平贸易条款而取得胜诉案例。

　　《21世纪》：在打这个反倾销官司时，你对西方人，以及西方人做事的方式，有什么样的看法？

　　黄发静：欧盟设置CR法规之后，又提出反倾销指控等等，说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意识比发展中国家要浓郁和强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等因素使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对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有一定的冲击。何况有一些政治因素致使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设置诸多的障碍。他们会充分利用技术、卫生、环保等的方面设立贸易壁垒，以此来抗衡中国的某些优势。

　　西方人的行事风格是，表面看起来很讲道理也有礼貌，实际上是自以为聪明、诡计多端。比如，CR法规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们打着维护儿童安全的幌子，好像中国的出口企业没有保护消费者及儿童安全的意识与责任。

　　相对而言，我承认中国的某些产品的档次是要低一些，其实任何一种商品都有高中低之分，档次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产品的质量不合格。咱们的打火机，早就在1994年就完全根据ISO9994质量安全标准来制造了。而且在2001年国家相关部门就把打火机纳入了法定的检验。同时进口商也会对中国的相关企业依照国际相关标准进行验货。

　　《21世纪》：这个官司打赢了，对你日后的事业有哪些启示？

　　黄发静：当今的国际经济形势及中国的出口贸易的现状应该说是相当复杂的。作为中国的企业家，以及相关企业应该努力学会以WTO的规则来行事，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种种贸易壁垒，我们既要反对不合理不公平的部分，同时也要努力提升自己，坦率地说，所谓的市场竞争其核心就是实力的较量。最好的结果是能够实现双赢。我们的正确思想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在解决贸易争端方面我们也应该学会某些方面的妥协。

　　危机时代与温州模式

　　《21世纪》：如何理解入世之后温州、义务一些小商品的价格战？从长期看，是否损害了温州企业的竞争力？

　　黄发静：温州和义乌的经济格局是不同的，温州是一个传统产业及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说眼镜、打火机、服装、皮革等等，而义乌现在已成为中国小商品集聚的批发中心，所以说温州和义乌同为浙江重要的经济区域。关于价格战，温州义乌都有，不存在谁损害了谁，当然我很讨厌价格战，尤其在中国出口贸易上，依赖价格来取胜或者说所谓的价廉物美这种传统观念应该要改一改。价廉物美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是一种优势，但这种所谓的优势也是目前诱发贸易磨擦的导火线。

　　《21世纪》：从2008年到现在，浙江包括温州在内的中小企业不断面临挑战(原材料、人力、汇率)，日丰是如何应对的？完成企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是什么？

　　黄发静：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对我们行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急剧萎缩。当然长三角和珠三角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同的。珠三角外资和港资的企业比较多，金融危机来了，很多的企业老板都离开了，导致了一些企业关闭，外来务工人员失业。而浙江的特征是草根经济，因此所遇到的困难与珠三角地区不同。

　　我们日丰公司当时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与众多企业一起作出承诺，保证在一年内不裁员不减薪，我们做到了。当然在美国、在欧洲及日本的打火机市场还没有完全复苏，这是外在的困难。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融资难、税赋重等等，在这几年集中发生。

　　所谓的应对困难本身就是企业家应有的能耐与责任，具体怎么应对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而所谓转型升级我是比较看重升级，而不懂转型。我也问过很多经济专家，问他们“转型”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都得不到一个清晰明确的解释。有人把转型理解为转行或者转移，这我就太认同。打火机不做，皮鞋不做，服装不做，大家都去做IT产品，大家都去做房地产，大家都到西部开煤矿，这就不好了。我所理解的转型升级正确的指导思想应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

　　《21世纪》：当下政府和企业应如何携手，让中小企业度过危机？

　　黄发静：企业要突围。这么多困难像个包围圈。政府不能代替企业，但政府可以支持企业突围，当前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提供好的政策和营造好的经济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