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1年，货币政策由“宽”入“紧”，而融资需求却未见降温，供需天平两端加速失衡。

　　于是，游走在正规融资渠道罅隙间的民间借贷，对接了信贷需求的巨大缺口。

　　“月息4分已是底限，6分是正常要价，高者达到月息1毛5(年利率180%)”，窜高的数字不停地刷新民间借贷利率的峰值。

　　强烈的需求，推升着“供给”成本，受到刺激的民间融资膨胀式发展，“散兵游勇”般的个人高利贷行为已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专业机构的强势介入。

　　具备资本运作经验的该类机构，求存于正规金融与地下金融的边缘，将高利贷服务链不断延伸、变异，乃至将一些正规金融机构“拖下水”。

　　银行，已变成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既无形中沦为高利贷资金的提供者，又成为项目融资的接盘者。而企业真实的负债率，也在满足审贷标准的表象下，被深度掩埋。

　　还让业界担忧的是，高利贷组织的集团化运营，将相当一部分地下资金引入股票、期货乃至PE行业，其中蕴含的风险可能远超外界想象。

　　高利贷的勃兴，其原因包括多方面，而缺少正规管道来疏通宏观层面流动性泛滥与微观层面流动性饥渴，是值得关注的一条。银根紧缩之下，二者之间形成了位差，高利贷便有了填平其资金“水位”的机会。

　　观察人士建言，是不是可以选择鼓励兴办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的办法呢？这样，既可解决民企的融资问题，也有益于让民间借贷阳光化，使充裕的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贷款不畅实现充分互补。

　　极度调查

　　地下融资链

　　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达历史峰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5分，就是年息150%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翁海华 王小波 熊锋

　　经多层介绍、几番周折，涉足高利贷行业多年且颇具实力的张先生，终于答应与《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见面一聊。

　　见面地点在当地一家雅致的茶楼。原本约定晚上7点，因为业务应酬，张先生9点才赶到，带着两个毕恭毕敬的随从。

　　在缓缓升起的烟雾中，经营高利贷、担保公司及地下赌场等产业的张先生说，“我有正规的担保公司，可以通过关系从银行获得贷款。要是金额太大，我会把银行各个审核环节摆平。”这些贷款被借出以后，就会投入民间的高利借贷。高利贷一般为月息6分，即6%，一年的利率就是72%。

　　对地下赌场的情况，张先生不愿多谈，但仍在无意中透露，银行——担保公司——高利贷——地下赌场，“是成熟的高利贷资金链条之一”。

　　“这种高利贷资金有一些流向了赌场。”一位宁波的企业家说，利息太高了，普通的投资或者实业回报，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高利率。

　　多位政府人士和学者表示，近年来高利贷行业已经有向组织化、规模化发展的势头，而担保公司等牌子常常成为高利贷的“合法外衣”。在温州、宁波，随处可见“提供短期资金周转服务”的广告，一些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均以民间高息借贷作为主营业务。

　　对拥有正规担保公司这一稀缺资源，张先生甚为得意。他对记者说：“现在正规的担保公司本身就很少，新设担保公司，政府审批也很严。”

　　张先生是高利贷行业的一个缩影。

　　在2011年信贷收紧的大环境之下，高利贷呈现出某种兴盛局面。银行、担保公司、企业、投资公司以及个人在资金链条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通过自己的关系，不断编织着更适应形势变化的各种网络，通过这些通畅的网络来获取更多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流向的重要一环就是高利贷。

　　“量价齐升”

　　“你能找资金的话，拿到温州来，补息3到4个点。”一见面，方培林开始向记者介绍其新的资金生意。

　　在温州，方培林是民间金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方培林在温州苍南钱库镇开设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2000年，方培林创办了温州方兴担保公司。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让方培林再一次看到了新商机。

　　“最近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非常高了，短期借款的月息6到8分，半年以上(长期)的也要3、4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6分利换算成年利率是72%，8分利则是96%。

　　据了解，近期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5分，就是150%。

　　浙江银监局的一位处长表示，2008年银监局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当时最高的借贷年利率曾达到130%。随着2009年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4万亿元投资背景下，民间借贷的利率一度下滑，在2009年4月，最低的年利率只有15%左右。

　　随着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民间借贷又开始“量价齐升”。

　　民间利率上升的趋势在2010年10月份就开始显现。根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监测数据，2010年10月份的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已经达到39.19%。

　　这一时期，银行加息以及收紧贷款比较明显。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1.04万亿元，同比少增3182亿元；2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5356亿元，同比少增1929亿元。

　　同时，从今年1月份的新增人民币存款看，当月已经减少了203亿元，同比少增1.41万亿元。

　　3月25日，央行在今年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升到20%。此举将再次冻结金融机构3600亿元资金。

　　建设银行(601939,股吧)杭州分行的一位人士说，今年银行贷款的总体规模不断收紧，以前是按季度调控，或按半年调控，今年是按月调控，一个月放款额度限制很死，“说放多少只能放多少”。

　　银行系统的从严信贷环境，使中小企业感到融资更难了。

　　温州当地的一家企业告诉记者：“已经在银行做好了贷款计划，银行内部也批了，但限于贷款额度，贷款资金迟迟没有发放，不得已只能从民间借款周转。”

　　上述建行人士说，对于银行来说，目前采取的策略大都是让企业先报贷款计划，审批后等待贷款额度。贷款额度会优先照顾优质客户，“不然就会流失”，而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贷款，银行就很难顾及了。

　　同时，温州当地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也已告罄。

　　记者获得的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平均利率为17.8%，今年加息后，已经涨到了目前的18.39%。

　　方培林说，今年找他借调资金的很多。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方培林的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大部分是提出借款的。

　　资金超高回报利润之下，牵引部分实业资金陆续进入到了民间借贷行列。“实业的毛利普遍仅10%，你难道不愿意去做60%甚至100%的借款业务？”温州当地一位娄姓企业家说。

　　有一种说法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不少企业改行做起了担保业务。高峰时期温州的打火机企业有4000多家，现在剩下了100多家；制鞋业也从最多的3000家，调整到1000多家。

　　一些实业企业通过成立担保公司、寄售行等形式参与民间借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的担保公司有300多家，没有浮出水面的借贷机构则有上千家。

　　具体的借贷资金规模无法统计。官方曾在2008年对温州的民间金融做过调研，当时估算整体的民间金融在4500亿元，2010年大致在6000亿元左右。

　　“温州的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有8000亿元，其中借贷资金在1000亿元左右。”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全民借贷”

　　在温州以及台州等沿海地区，民间借贷无所不在。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有1家参与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

　　记者在温州以及福建等地的调查中发现，东南沿海的全民借贷与全民投资密不可分。

　　方培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温州的民间借贷方式多种多样，但大部分是用于项目投资。温州人有个习惯，在外地发现一个项目，就回到温州融资，“几个亿的资金，几个电话就能凑齐”。

　　“我一个短消息就能募集到需要的资金。”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建说，目前在服务中心聚集的资金达150亿元，只要有项目，这些资金招之即来。

　　黄伟建说，150亿元规模，都是有银行存单做为凭证才能登记在册的。

　　名片显示，黄伟建的另一个身份是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黄伟建很好地利用了会长的优势，“我和许多温州企业家有着很好的关系，他们也看重我在资本运作领域的经验”。

　　事实上，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是一个资金和项目以及信息的汇总平台。

　　“有项目我就召集登记在册的资金方过来开会。”黄伟建说，在项目介绍后，有意投资的就留下来洽谈具体的投资细节，也就是认购投资额度，半天就能把一个项目谈定。

　　有意思的是，服务中心成立以来投资的项目呈现跳跃式的特点：从电影《千里之外》到幼儿园，到矿产项目，到五星级酒店，到五粮液(000858,股吧)陈酿酒浙江省品牌运营权，等等。

　　在福建的长乐、福清等侨乡，投资潮热了乡村，几乎各地的小钢铁厂都有长乐人的身影，而福清人则更多地活跃在县城为主的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开发领域。

　　长乐市发改局的人士告诉记者，长乐人投资的小钢铁厂规模不断扩大，从早期的几千万到现在的几亿元。长乐人一般采取家庭式融资方式，一个人跑到项目，可以将家族几代人带动起来，又通过亲戚关系带动几十甚至上百户参与。“一有项目，即使明天要签约，今晚筹钱都来得及”。

　　在一位当地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有500户人家的福清市坝下村，村委会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全村在外的投资项目有10个左右，投资总额预计在10亿元以上。这些项目主要是房地产和小钢铁厂，仅钢铁厂就有5家，3家在国内，2家在印尼。

　　当地一位郭姓村民介绍，3年前，村里有人在江苏搞了个焦炭项目，他们家参股了8万元，到现在两次共分红了60万元。

　　丰厚的回报，让一些人靠民间借贷来参股，“一开始1分5的利息，现在涨到了2分”。

　　“集团化经营”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温州的民间金融主要有五种形式：

　　一是亲朋好友间借贷，主要是个体私营企业创办之初，特点是规模小、金额小、利率适中，带有普遍性；二是“成会”，由创业急需资金者发起，也在亲朋好友之间，实行会员制，既解决了创业资金短缺问题，又让筹集的资金有利息可得，有一定的增值；三是企业资金周转发生暂时困难时向私人钱庄或典当行借贷，但借贷期短，利率相对高；四是信用担保公司，按正规的业务要求，信用担保公司是不能直接进行融资的，但事实上多数担保公司都在经营直接融资业务；五是小额贷款公司。

　　据他介绍，现在有了新动向。目前温州的许多担保公司已经开始集团式经营，其背后往往有大企业支持，资金来源也比较充沛，直接做到给企业放款。

　　记者在温州采访时，一位章姓投资者告诉记者，有的担保公司的资金规模超过10亿元，背后有大规模的集团支持。

　　这些大规模的担保公司，往往背靠几家大型集团公司，一方面集团公司比较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集团公司将资金放到一个“池子”，谁资金紧张谁到“池子”中借款，借贷资金往往可以做到体内循环，同时“池子”也对外放贷。

　　除银行资金外，还有另外两种主要的资金来源模式。

　　一种是温州的吸收模式。据一位接近温州借贷公司的人士透露，除了从银行贷款之外，借贷公司到民间大量吸收资金，更多是在农村地区。具体的做法是，公司在农村当地选一位核心人物，也就是具有一定权威的人士，在其周围吸收资金，月息1分到2分。收上来后，再以3到5分的价格放贷出去。

　　另一种是萧山地区的外资模式。杭州当地的一位人士说，萧山模式是除了银行贷款之外，一部分资金通过贸易方式，将海外的热钱转移到内地，然后进行借贷。“现在海外融资成本很低，也很容易募集，通过虚假贸易或‘对敲’，就可以流入国内。”

　　集团化的运作，使得更多的担保公司开始寻找新商机。

　　2011年银根收紧后，派生了新的资金市场。方培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现在出现两个新现象，一是对于那些贷款方案获批但银行没有额度的业务，担保公司介绍资金到指定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放贷给借款方。

　　以100万元资金为例，对于借款方而言，除了支付银行利息之外，还要支付资金方的利息以及担保费用，一般要3到4个点，总体贷款成本相当于月息1分。而对于资金方来说，除了银行存款利息之外，每年还能额外获得3万元的利息。

　　“这种通过先存款再贷款的状况已经很普遍。”建行杭州分行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说。

　　另一个现象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资金中介。

　　如在绍兴，出现了一种金字塔式的资金业务，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到乡镇农村吸收资金，然后整体转移到提供贷款的指定银行。

　　具体的做法是，最底层收购人员到农村以2%的额外收益吸收存款，再将资金以2.5%的价格上交到上一家，上家再以2.8%的价格转移到再上一层，最终汇总到一起，以3%到4%的价格存放到温州、台州等地的指定银行。

　　在这个过程中，存款人的资金只是从绍兴的银行存到了外地银行，户头仍旧是存款人，没有风险。而贷款人只需额外支付这部分资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从银行获得一定的贷款。而资金中介也能获得大致1%的收益。

　　“资金量已经比较大，几千万规模。”方培林说，“不仅仅是绍兴，全国各地都有了。”

　　“操盘者”

　　记者调查发现，在高利贷产业链上，囊括银行、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商、投资公司、租赁公司、民营企业及个人，整个链条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活跃的民间高利贷。而隐藏在其中的操盘者，则是保证链条顺畅运行的关键一环。

　　老陈是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的老板，实际上是一名高利贷操盘者——帮助客户将房产抵押给银行，或是通过“消费贷款、买车、装修”等名目套出贷款。

　　老陈给记者出示的一叠贷款名单上，写有名字、年龄、住址、贷款金额、抵押等详细信息，贷款金额多在15万-50万元之间，贷款用途多是装修和买车，也有买房的。

　　他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他的客户。由于多年来在业内积累的信誉，很多客户愿意将到手后的钱交给他打理，由他付给客户利息。然后，他将这些钱用于发放高利贷，收取更高的利息。由此，银行被动地充当了高利贷资金的供给者。

　　尽管有些事情，老陈不愿意点破，但他也坦言，“像我们做这个业务，肯定和银行有关系”。

　　在高利贷链条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则是担保公司——通过担保获取银行资金，然后用于放贷，最终成为民间高利贷的积极推动者。

　　“担保公司路子广，基本能都贷到款，它就担当一个中介，完成后需要按比例收取一笔手续费。”一位企业人士告诉记者。

　　“现在担保公司都有关系，有的担保公司的人就在银行工作。负责人盖个戳，钱就可以拿去用了。”上述人士说。

　　上文提及的张先生，在当地拥有广泛的人脉。为了依靠上他，当地另一家规模不小的担保公司成立之时，张先生以其特殊身份获赠该担保公司10%的股份。而当地知情人士称，该担保公司专做高利贷。

　　名目众多的投资公司也是高利贷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不少更加商业化经营的高利贷者，则设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吸纳外部资金，但从事着与经营范围完全不一样的业务，主要是利用一部分自有资金，再吸纳其他闲余资金，集中起来放贷。”宁波市宁海县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有一些是政府官员的家属，家里闲钱多，投出去赚利息，“比存在银行账户强”。

　　对于这类“公开注册、私下运营”的投资公司，参与者多为民营企业主，“只要账上资金能够拿出来都会拿出来流动，用作中短期的放贷。这种贷款利率相对低一些，也多被认为是当地民间借贷利率的参考标”。

　　“很多民营企业经营并不容易，贷款短期内也难以获得更多收益和利润，拿去放贷显然收益更高。”宁波市一位调剂商行的老板向记者透露，拿银行资金做其他投资，如股市或者楼市，或者拿去放贷的民营企业不在少数。

　　据记者调查，银行需要重点审核的环节即主要为贷款用途、贷款人信用资质等。若无上述中介机构及银行人士的“门路”，这些环节均难以通过。

　　(新华社记者柴骥程、向开来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