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官员：维持现有户籍制度 控制农民工落户总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杨伟民昨天表示，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对农民工实行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的方式。

　　杨伟民解释说，应该保留目前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对落户农民工的规模实行总量控制，农民工落户规模要控制在各个城市的承载能力以内。

　　农民工落户规模“因城而异”

　　昨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这份报告的主报告认为，“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地解决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方式应该是城市政府所能接受的办法。

　　杨伟民昨天解释说，各个地区根据本地区一定时期的承载能力，每年给一定数量的农民工落户，每个城市根据每个城市不同的条件，确定农民工落户的规模。

　　我国离“全城市化”还很远

　　杨伟民做主题报告时表示，我国城市化目前仍处在“半城市化”状态，距离“全城市化”有很大距离。他解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增至6.07亿人，城市化率以年均0.9%的增速上升到46.6%，是世界上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同时，我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从事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真正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

　　“逐步推进”农民工落户

　　报告认为，考虑到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要维持现有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采取放宽落户条件的方式逐步解决。杨伟民打比方说，这就是“阶梯放水，逐步开闸”，竖立在农民工和市民之间有道“大坝”，要让市民这边的水往农民工那边流，到实现了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的水和城市的公共服务的水一致，两边的水就平了。

　　依照这份报告的设计，每年农民工的落户规模要控制在城市财政能力、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允许的范围内，但同时也要放宽条件。同时必须对落户的农民工提供与市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所谓“逐步推进”就是对于符合条件的，可以第一年发给暂住证，第三年发给蓝印户口，第五年发给正式户口，这样既给进程农民工实现在城市定居的希望，又兼顾了城市的承受能力，使农民能够有序落户。

　　■ 数说

　　20年，4亿人进城落户

　　本报告的愿景是：从“十二五”时期开始起步，用20年时间解决中国“半城市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从2010到2030年基本解决已经在城市中的以及未来进城的4亿农民工及其他们愿意留在城市生活的家属的市民化问题，实现农民工从进城到落户，与城市原有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2万亿元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报告课题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这意味着我国未来每年为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投入2万亿资金。

　　■ 隐忧

　　“土地成为城市化发动机”

　　杨伟民昨天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是土地而不是人口主要扮演了中国城市化‘发动机’的角色”。杨伟民虽然承认这对缓解城市建设资金短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也认为，这样的“城市化”带来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速度的问题，导致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速度还很快。

　　昨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认为，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对于城市建设资金缺乏稳定渠道的城市政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这种土地城市化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

　　报告认为，“经营城市”、“以地生财”、“土地财政”带来了城市面积的快速扩张，导致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如果考虑到目前城市化率中还包括了1.45亿农民工等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的人口，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

　　主报告的另外一位主笔、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研究所所长蔡昉则批评说，“现在确实出现了城市化目的不明，或者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动机不明。我们的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这说明我们不是以人为中心来推动城市化。”

　　蔡昉说，城市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人口密度和集中度，“我们的密度却在下降，中国这样的土地稀缺的国家，更应该集约使用土地。”（记者郭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