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从中美之争到全球之战

货币战背后:就业之争

　　《21世纪》：近期，日本、巴西等一些国家纷纷采取竞争性干预政策，压低本币。全球各国从共同协作救市，转为货币争端不断，发生此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陈超：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想要走原来的老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已经行不通了。美国危机之后，居民储蓄率急剧上升，到现在还是5.8%左右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中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投资，所以美国大搞财政刺激。但这种政策是一次性的，投入过后，代价是财政赤字急剧上升。2009年二季度之后，美国经济开始往下掉了，欧洲、日本的情况也不好。目前美国的失业率约9.5%左右，储蓄率也很高，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巨额财政赤字摆在面前，靠投资不行，唯一剩下的一招就是出口。

　　全球贸易不平衡是个长期问题，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当下刺激出口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打价格战，通过汇率大幅贬值，使出口具有竞争力。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元被动贬值，德国的出口急剧上升，经济恢复极其强劲。其他国家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在年初提出五年出口要翻一番，通过弱势美元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这样想，新兴国家更不例外，纷纷通过贬值获得出口竞争力。

　　汇率战的根源在于各国走出危机的手段实在有限，只能通过贬值获得出口竞争力。各国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来推动本币贬值，但实际上这对全世界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谁的货币大家都信不过了，你也贬，我也贬，最后都去抢黄金，导致黄金价格的严重泡沫。

　　曹远征：首先，经济复苏进程可能不像我们所想象的，现在整个结构都在发生变化。货币政策只对防止更大衰退有意义，而对提升经济增长意义不大。因此传统的凯恩斯扩张性经济政策出现了失效，美国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的复苏，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人们现在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相信凯恩斯的经济学，继续用这种办法刺激经济。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日本等国仍然在给经济注水，人们称之为“定量宽松”，我觉得不对，应该是不定量的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

　　因此，汇率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美国人说中国作为出口大国，损失了它们的就业机会，克鲁格曼曾经计算过，他认为如果人民币汇率调整到位，可增加14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汇率调整有利于它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这是美国的逻辑。我们的逻辑则是：中国和美国工人工资差三十几倍，如果美国工人工资能降到中国的水平，就一定会有竞争力，但美国降不到，所以，尽管中国的工资水平持续上涨，但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出口一定会比较大，这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因此，汇率问题并不像美国所说的那么具有决定性意义。以上是全部争端的核心所在，简言之，汇率之争实际上是就业之争。

　　其次，全球复苏进程不一致，以中国和亚洲为代表的国家复苏非常强劲，西方国家经济却起不来，这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又导致了一个问题：全球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是美元，一方面，美元不断发行会贬低美元内在价值；另一方面，美元发行却不能提升经济增长，这样钱就会流到发展中国家，推高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

　　在汇率上就表现为这两方面同时起作用，所以我们不清楚现在的人民币升值是由美元贬值引起的还是由人民币升值引起的，美元货币的锚在漂移，所有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都在升值，流动性转入发展中国家，抬高了这些国家的资产价格，使它们的货币面临加速升值的压力。迫于这种压力，他们开始干预汇市，于是演变为货币战，这个问题在9月29日美国通过《汇率操纵法》后更加突出了。因为美国发现所有的国家都开始干预货币，这不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是全世界复苏进程、货币政策不一致导致的复杂局面。

　　《21世纪》：在这场纷乱的货币战中，各国的主权利益与全球利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您认为我们应当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作为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如何参与未来的全球经济进程？

　　黄益平：现在国家之间不信任的程度并不是历史上新高的水平。不信任是因为各国在政策上不协调，加上经济不好所造成的。全球化并不会到此结束。中美双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相互理解的，很多问题是由于政治因素纠缠其中造成的。所以，与其重估全球经济走势，不如努力促进各国之间的理解和合作。

　　对中国来说，汇率政策需要更灵活一些，这是我们进行国际谈判的起点。而全球失衡问题是综合性经济政策的结果，不单单是汇率决定的。日本广场协议之后，汇率一直在升值，但它的经常项目顺差却在扩大。当然，这并不是说汇率跟经常项目失衡没有关系，二者是有关系，但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在G20会议上，中国应引导各国把关注点更多放在解决根本性问题上，即各国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对中国来说，光动汇率无法解决失衡问题，关键是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