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永庆多活2年

    台塑掌门人王永庆如果多活两年，或许会对日前的消息开怀——中国大陆医疗市场终于向“社会资本”打开。

    在新医改实施一年半后，五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公布。这份约4700字的文件，首次袒露了中国“放开”医疗市场的决心。从准入范围、平等的执业环境、监管环节三方面，试图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谋定规范化的制度安排。

    27年前，王永庆举办的台湾长庚医院冲破了公立医院垄断藩篱，以效率竞争获得了市场空间，并改变了台湾医疗体系生态，让台湾的医疗卫生公、民格局从8∶2倒转过来变成2∶8。而其在大陆布局医疗体系的梦想一波三折，拉锯8年后才在厦门远郊落地。

    或许他的梦想应该再等2年。相比其他医改政策，这份改革文本出现了少有的逻辑连贯性与政策完备性。即明确了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范围，甚至包括外资独资举办医院、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明晰了要破除公立和非公立在土地、税收、人才职称评定、纳入医保等多方面的不公平；并把非公医院纳入政府对医院的质量考评和监管轨道。

    这份文件能为非公资本进入医疗市场铺平道路？还有几个问题仍存悬疑。

    《意见》中有一句话标明了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前置条件，即“非公立医疗机构的设置应符合本地区区域卫生规划和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从卫生经济学来看，区域卫生规划是一个重要的卫生体系安排，即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根据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卫生与疾病状况、不同人群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来合理配置布局卫生资源。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区域内的医院数量和种类是“受控制”的，医院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

    按“卫生口”的研究数据显示，与经合组织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每千人口的药剂师人数处于领先水平，每千人口的执业医生人数不相上下。按照经合组织成员国医生平均工作效率计算，目前中国医生有57%的富余；即使与自身历史效率相比，中国现有卫生人力资源富余也在10%-32%。

    还有这样的数据，即目前中国的医院床位资源大约闲置或富余10%；与卫生费用控制较好的英国以及自身历史上达到的利用率相比，目前中国医院的床位富余在20%左右，城乡卫生院的床位富余在17%-27%之间。

    种种专业数据都显示了一点，中国的卫生供给是“富裕的”。因此，根据区域卫生规划原则可以推导出，卫生资源及医院配置从数量上看已经足够，不需要新增加。而在地方卫生部门申办医院的审批中，这一因素常常被用作不被批复的理由。

    在《意见》中，我们看到“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优先考虑社会资本”的说法。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在“调整”和“新增”的时候，社会资本才有进入的空间，但如果依上述逻辑，在卫生资源富裕的情况下，新添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

    除理论层面外，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处处碰壁还有更为隐蔽的理由。即中国现有的医院90%属于“公立”，如果让社会资本举办医院，势必会对其产生竞争。而作为这些公立医院的“家长”，即各级卫生或其他主管部门势必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淘汰出局。

    这或许是厦门长庚医院最终落户远郊的原因之一。

    医院的核心价值是医务人员，如果民资医院在人才职称评定、学术认可上得不到公平待遇，一切鼓励都属于妄谈。尽管《意见》在“执业环境”中对此有了详细的“表态”，但在历史形成的技术话语权垄断的闭合体系中，突围可不简单。

    目前医疗学术评定、职称评定的专家，大多数来自各类公办医院，要么是科室主任，要么是医院院长。这形成一种“体制内”的认同感，对民资医院的医生及学术进展难免心生嫌隙。而这已被从公立医院跳槽到民办医院的科室主任们屡屡证明：国字头的学术会议不再受邀请，成为“圈外人”——后来，他们又跳回到公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