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政策市渐淡 未来十年必将逐步上升

　　中国以前是科技救国，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管理更加重要，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下决心学管理。在美国学习期间，发现资本市场对美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创新型企业发展，企业得到较低成本融资，能够很快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也给老百姓带来了财富分享的机会。

　　记者：就我们了解，您以前从事的工作与证券行业非常远，您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证券市场？

　　成思危：我是学化工的，但是在1980年，我有个机会到美国去学习，我下决心改行学管理。当时有朋友问我，已经是主管一个专业的工程师了，为什么要转行？我说，中国以前是科技救国，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管理更加重要，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下决心学管理。于是，到美国以后，开始做访问学者，拿MBA的学位。在美国学习期间，发现资本市场对美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创新型企业发展，企业得到较低成本融资，能够很快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也给老百姓带来了财富分享的机会。但1984年我回国的时候，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为主的时期，这个时候发展资本市场还不成熟，但是在1990年，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发展了，我也很高兴。我回国后还在化工部，但我也参加了一些中国改革方面的活动，比如，当时我在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做了一些软科学方面的工作；另外，当时我还在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评审组从事一些工作。

　　当时从美国回来从事管理的人员很少，我可能是最早的MBA之一。回来后，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比方说，中南海业余大学专门请我给他们讲管理；另外，软科学研究会和自然科学基金会也都让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化工部化工学院也请我兼任管理系的副主任。因此，当时虽然我人在化工部工作，但在管理界各方面已经有较早的关注，也希望参与这方面的研究。

　　记者：1990年在您的心目中，中国是不是到了可以开办证券市场的时候？

　　成思危：当时我也怀疑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因为从当时整个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发育不够，我也有过担心，觉得条件可能不成熟。但后两点改变了我的想法：第一，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大胆试、不争论，这些东西都试一试，不行关掉就是了。当时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就是中国要搞改革开放，要大胆学习国外几百年来积累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和好的管理方式，好的组织方式，并且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运用。在学习过程里，必然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所以对邓小平的这个提法，我是非常赞成的。第二，我也确实看到，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为国有企业解困，背景是当时很多国企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发展后劲不足，一是机制问题，二是原来的资产差不多折旧折完了。所以国企要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个融资的渠道，而靠国家财政支持是不够的。所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支持国有企业解困、发展，我觉得非常重要。因此，尽管我怀疑条件不够成熟，但从这两点出发，我还是赞成建立资本市场的。

　　记者：从当时的股市来看，是否与您从美国看到的证券市场有很大不同？

　　成思危：那当然。一个刚起步的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成熟股市比较起来差别太大了。当时我们是配额制，各个部委在这个方面极力争取推进自己系统内的企业上市，这种行政做法与美国股市很不一样。另外，人们对股市认识也有个过程，最开始，深圳的股票没人买，后来发现很赚钱后，大家抢着买。所以，总体来说，开始时期是很不成熟和不规范的，但是任何事情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呼声说要把市场关掉？

　　成思危：当时，我倒是没有听到这方面的呼声。因为我是积极主张改革的、赞成的，当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投机等等。由于我在美国学习过，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本人坚决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由于我本人在化工部工作，所以，早期资本市场建立时也没有参与这方面具体工作。我真正参与这方面工作，是在我到了民建中央以后。

　　“一号提案”与创业板

　　“一号提案”不是要马上开设创业板，当时提出的是“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要成立风险投资公司，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解套风险投资；第二步，修改《合伙企业法》，建立投资基金，更广泛地吸收资金；第三步，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在去了民建进中央以后，提出了很多的对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建议。为什么您如此关注资本市场？

　　成思危：因为民建中央是联系经济界的一个载体。民建中央主要组成中70%是经济界人士包括金融界人士，比如当时著名的萧灼基教授就是民建中央的常委。有一批对金融比较熟悉的人到了民建中央以后，我们也可以集中精力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到民建中央以后，可以不断地提出一些参政议政的建议。1997年我们组织一次风险投资的国际研讨会，会后形成了议案，即《关于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提案》，在1998年第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这个提案被列为“一号提案”，推动了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其中包括了开设创业板等一系列构思。同时，我们有一批金融界研究中国股市发展深层次问题方面的人员，包括萧灼基教授等，我也组织他们来分析研究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

　　记者：1998年“一号提案”提出了设立创业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成思危：因为风险投资的发展，需要有一个退出机制，退出机制有两个：一个是并购，一个是上市。所以没有股市，风险投资的退出是不完整的，当然我们提出的提案不是要马上开设，当时提出的是“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要成立风险投资公司，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解套风险投资；第二步，修改《合伙企业法》，建立投资基金，更广泛地吸收资金；第三步，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当时，我们估计少则5年、多则10年时间，实际上花了11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件事情。这期间，没有想到会有网络股的破灭和最近的金融危机。不过，当时我们分析的整个战略设想就是分“三步走”，并不是一定要马上就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