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是借政府信用寅吃卯粮的地方融资平台，从“4万亿”到保障房，游戏还能持续多久？

　　财新《新世纪》 记者 霍侃 温秀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从中央到各省的窗口公司就是最早的融资平台，光大和中信便是典型代表，这些企业后来或退出历史舞台，或改制脱离了平台的性质。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一批新的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但规模与当前的平台均不可同日而语。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快速膨胀肇始于2008年底。央行对2008年以来全国各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情况的专项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较2008年年末增长25%以上，贷款余额超过10万亿元！由于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过快过猛，加之平台公司与各级地方政府“剪不断、理还乱”的或明或暗的关联，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从2009年中开始引发关注。

　　融资平台负债以银行贷款为主，还包括企业债。无论贷款还是发债，银行和投资者最看重的不是平台公司自身的资产负债情况和盈利能力，而是背后的地方政府。

　　一位评级公司资深分析师坦言，如果不看城投公司背后的政府财力和支持，单看公司，一些城投公司都无法被评为投资级别。但事实是，公开发债的城投公司评级都在AA-以上，“只要对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判断上不出大问题，就不会轻易调低级别。”

　　此番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面临贷款违约时，惟一能想到的仍然是向地方政府求助。

　　对融资平台全国性的规范清理开始于去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及其债务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并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并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上报清理结果。时至今日，各地融资平台的债务清理结果尚未公布。

　　同时，《通知》还斩断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关系，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或间接形式，为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

　　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管理，从原先过度依赖地方政府信用，逐步向落实抵、质押担保措施转移。即便落实抵押质押，融资平台的风险还在于高度依赖土地收益。多数地方政府向融资平台注入的资产均为土地，且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负债的担保或抵押，也依赖土地升值带来的土地出让收入。

　　由于借贷容易，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高涨，盲目扩张、寅吃卯粮的现象此起彼伏。监管当局发现，资本金不到位，缺乏现金流，没有合格的担保和抵押，贷款期限过长等问题正困扰着中国银行业。

　　由于商业银行是融资平台最大的债权人，银监会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高度关注，三番五次提示风险，并于2010年启动了规模空前的融资平台解包还原工作。根据监管要求，融资平台要跟项目走，资本金必须到位，并根据现金流覆盖情况计提拨备和资本占用。

　　不过，这一轮解包还原，并未真正暴露问题和风险，同年，新增平台贷款仍然高达1万亿元。多家银行均对外宣称，全覆盖和基本覆盖的平台贷款占多数，余额在不断下降，而且基本没有发现平台贷款出现不良的情况。很多银行和地方政府都在设法将平台贷款转入一般公司类贷款，这样计提的风险资本金可相应减少。

　　今年5月，银监会要求对融资平台贷款重新解包还原，并要求商业银行在今年6月底之前，根据重新解包的结果，按照现金流的不同覆盖情况，计算风险权重，并计提拨备。而审计署始于今年3月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全面审计，也将在6月底迎来大限。

　　云南省公路平台公司的违约事件，便发生在上述背景之下。风险苗头已经显现。然而，融资平台公司的使命远未到终结时，“十二五”期间3600万套、今年10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的资金缺口，还要依赖融资平台输血。近日，国家发改委通知，规范后继续保留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可申请发行企业债，优先用于各地保障性住房建设。

　　融资平台游戏规则的本质，是借政府信用寅吃卯粮，从“4万亿”到保障房，游戏还能持续多久呢？击鼓传花的游戏，终会到最后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