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公布首次土地问责的结果。结果显示，73个市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受到纪律处分，24个市县政府负责人受到组织处理。

　　关于土地违法问责，此前一直雷声很大。土地违法，是近些年里地方上常见的“老大难”问题。根据《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的相关规定，出问题的地方，相关地方官员必须进行约谈和问责。因此，若干官员此次受到处分，也算是言必行、行必果了。

　　不过，从昨天的电视电话会议中，依然能读出令人困惑之处。比如，诸多官员虽然遭到处分，但绝大多数处分都停留在记过与警告层面，威慑力实在有限。通报中称，“土地管理秩序比较乱，有的地方问题还相当严重”，却无一官员因此“下课”，“责无力”的感觉十分明显。

　　同时，全国土地管理和执法形势虽有好转，但仍让人无法乐观看待。今年上半年，新发生违法用地2.3万件，涉及土地面积13.6万亩，其中违法占用耕地5.1万亩，东部、中部地区违法用地面积同比分别下降了12.5%和1.2%，而西部地区违法用地面积同比上升了50.6%。

　　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现实，反映出土地违法问责的极为不易。很多时候，比之政策目标的期许，现实执行要难得多。众所周知，长时间以来，在土地利用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成为违法主角，地方主政者在土地违法事件中的责任无法推卸，但是，到了问责季，出于种种的原因，又有多少人真的因此受到具有震慑力的处分呢？

　　前些时候，河北省香河县土地违规问题轰动一时，香河县县长等9人因强征耕地事件后被免职撤职。不过，这样的处分属于个例，因为事态闹得足够大，不严肃处理难以交代过去。可是，大量的土地违法案例不可能都如香河案例一般，引来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事后的问责也就往往难以“责”到位了。

　　近些年来，中国土地的稀缺性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滥用问题碰撞在一起，使得土地违法问题的严重性相当凸显。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住宅和工业用地量很大，而所征用土地往往又是集中于大片优质耕地。这不仅使得可开发利用的土地总量急剧减少，更直接威胁到农村耕地存量，给农民生存发展和粮食生产带来严重危机。这是土地违法整治力度似乎年年加码的背景所在。

　　为了整治土地违法问题，中央给地方政府传递的信号是明确的。国土部门也不可谓不努力，但整改的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存在着默许、纵容乃至在背后操纵违法违规用地的情况。诸如未批先用、以租代征，擅自设立和扩大开发区，擅自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违规侵占基本农田，损害农民权益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土地违法乱象总体有所好转，但势头并没有从根本上减下去。

　　抑制土地违法案件的高发，关键在于约束地方政府的随意用地冲动。相对于“治民”，“治官”的阻力显然远远为大。有些地方官员仗着是为地方经济发展考量，是因“公”违法，而无所忌惮。这也是为什么土地执法风暴刮了几年之后，依然能够爆出类似河北香河这样的重大案例出来。

　　治理土地违法乱象并无捷径可走，一方面，需要建立和健全更严格的土地规划、审批等防范机制，从而把更多的违法违规用地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还是要针对违法违规用地中各级政府的失责行为，严格追究，决不手软。不手软、不走过场是维护政府执法公信力的必要前提。土地违法整治的督办、查处当保持高压态势，必须严肃视之。

　　人性常常是软弱的，尤其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容易变得贪婪。众多土地违法现象的背后，同样也是人性的贪婪在作怪。想想吧，一个香河事件中，究竟有多少利益主体在其中，而举目四望，偌大的国家内，又有多少类似香河的故事呢？约束人性，唯有靠严密的制度与切实的执行。沉疴须用重典，那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之举，是断然难以根治积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