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8月2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在提高债务上限和制定长期减赤计划方面取得了进展。而此前的一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7%，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回落，创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继续逼近50%的“荣枯分水岭”。外围市场的“利好”与国内市场的“利空”，让货币政策是否可以放松的呼声再起。

　　果真应该如此吗？从国际上，通胀压力在持续加大，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价格涨幅持续处于高位。近日IMF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通胀率为2.6%，较4月份预测上调0.4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今年将攀升至6.9%。与此同时，希腊债务危机再次恶化，欧债危机不排除未来还有恶化的可能；美国债务风险显现，面临较大的财政减赤压力；日本财政赤字也在进一步上升，并蕴藏较大的中长期风险，这些问题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等途径对我国产生影响。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剧烈，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如果下半年全球货币条件仍然保持极度宽松，中东北非动荡久拖不决，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可能再次上涨。因此，在面临财政减赤压力、经济增速放缓、内生增长动力依然不足的情况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宽松货币政策始终有较强的依赖性，全球流动性宽松局面短期难以改变，并将从贸易、资本流动、价格等渠道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加剧输入性通胀和“热钱”流入压力。

　　从国内看，今年以来，央行已累计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货币信贷增长逐步向常态回归，社会融资规模基本适度，有效控制了物价过快上涨的货币条件。但是，稳定物价的基础还不牢固，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还没有根本消除。在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没有明显减弱的同时，国内秋粮、生猪等农副产品生产供应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劳动力等成本上涨压力长期存在，并且投资冲动依然较强，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市场价格上涨预期仍然较强。6月份CPI同比上涨6.4%，创2008年7月以来新高，环比上涨也明显高于历史同期。特别是近期在食品价格上涨的同时，非食品价格上涨也比较快。负利率的情况已经延续了18个月。要把全年CPI控制在5%以下还有一定难度。所以，中央提出，要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当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肯定会面临各种压力，在货币信贷回归常态的状况下，信贷需求的满足难以维持前两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宽松状态，企业获取信贷的难度客观上都会不同程度地上升。而且越是项目建设多的地方，越是受调控的行业，越会反映资金紧张。政策传导中市场主体会不断反映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提出要防止滞胀风险，这是政策效应的体现，也肯定在管理层的预期之内。专家指出，当前既要看到确实存在部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也要看到其中存在博弈的成分。不能轻易地因为有一些声音就进行大的政策调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美国债务违约大限的最后关头通过法案，使美国债务违约风险暂时得以解除。但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法案只是把美国的债务危机向后拖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高赤字顽疾。为解决美国国内经济复苏疲软和失业率问题，其对宽松货币政策始终有较强的依赖性。从这个角度看，新兴市场国家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并未减缓。而国内7月份PMI数据也并非没有积极的信号。从下降幅度看，7月份PMI回落幅度明显收窄，显示出经济发展态势趋稳。从分项指数看，当月生产指数和原材料库存指数继续下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实体经济需求增长已初步企稳。

　　总体来看，我国当前增长速度和就业都处在合理水平，因此稳定物价和管好通胀预期是关键，也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宏观调控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指出，要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我们应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进一步落实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只有货币政策保持必要的调控力度，才能巩固和加强前期调控成果，进一步稳定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还要把握好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进一步提高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防止政策累积效应和市场变化因素叠加。此外，还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增强财政政策在调结构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