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5日刊文说，欧美在金融市场上融资的优势地位为政治家们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提供了便利，因而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利用廉价资本举债办福利等方式来“收买”选民的模式是发达国家政治“日本病”的根源所在。而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敲响了警钟，告诉世人，这种“日本病”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

　　文章摘编如下：

　　随着野田佳彦当选日本执政党民主党新代表，日本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迎来了第6位总理大臣。从上个世纪1990年算起到现在的20年时间内，日本首相已经换了14次。

　　日本首相的频繁易人与改革不能深入直接相连，而这种“领导力缺乏”被称为“日本病”，而且已经向其他发达国家蔓延。近期英国的《经济学人》的封面上就印着奥巴马和默克尔穿着日本和服的讽刺画，上面写着“转向日本化”。

　　发达国家的“日本病”

　　欧洲国家在金融危机面前，迟迟不愿意救市导致多次丧失良机，金融危机不断扩大，德法两国虽然同意在原则上同意朝着共同“经济政府”的方向努力，但是对于欧元共同债权发行没有达成共识。

　　其中的关键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德国的政治领导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下决心投入资金拯救欧元，但是这不仅同德国国债的评级直接相连，而且更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选票直接相关。这是因为德国民众普遍不愿意为他们认为财政不负责任的欧元区边缘国家买单。而在美国，两党为债务上限问题一直拖到最后一天，也显示了美国政党政治的“瘫痪”。

　　发达国家政治普遍罹患“日本病”，主要原因是因为冷战后，发达国家政治家日益被选票所绑架，过于担心会引起选民的反感，对于中长期所需要的政策往往不能及早下决心推行，反而采取把问题往后推的办法导致矛盾越积越深。而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扩大和欧美的优势地位客观上为这种政治模式提供了可能。

　　从美国来说，1971年8月美元与黄金兑换制结束，换言之，美元的信用的制度保证已经消失。随后，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没有相应的取代货币，美元成为了市场选择的基轴货币，这是所谓的“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就是所谓的美国国债3A的国际信任，随而美国也就可以通过国际融资的方式维持庞大的经常赤字和财政赤字。而欧洲联盟则通过资本移动的自由化和单一货币的方式实现了跨境融资，为相关国家举债财政提供了可能。

　　总而言之，欧美在金融市场上融资的优势地位为政治家们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提供了便利，因而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利用廉价资本举债办福利等方式来“收买”选民的模式是发达国家政治“日本病”的根源所在。而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敲响了警钟，告诉世人，这种“日本病”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