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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军几乎不断重复他早年在工具行业的倒卖行为:寻找一个项目,快速介入,而后迅速卖掉。快进快出的经营模式,让他开始驶入一片没有归途的险滩,直至5年前“之俊案”东窗事发。
文 │ 本刊记者 张玲玲 特约记者 颜伟杰
2011年3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沸沸扬扬的之俊案进行开庭审理。5月2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原浙江之俊控股集团法定代表人何志军犯贷款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后何志军并未提起上诉。8年前,何志军身缠债务疲于奔命;5年前,他漏夜潜逃往大洋彼岸过着心惊肉跳的日子;而今在吴英一审被判死刑的背景下,他侥幸逃过性命之劫。
时间转回到1年多前的2010年1月,潜逃已久的何志军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Sumway Resort大酒店被抓获。何志军骗取银行贷款的数额被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认定为近13.1亿元。除去他归案后归还的6036.4万元贷款和7000万元交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外,数年间来自多家银行的11.79亿元贷款人间蒸发。
神龙见首不见尾
上世纪90年代,何志军的富阳富春江工具厂在当地曾名噪一时。
收购旧工具,卖给其余厂家,利润一度可以达到100%。之俊集团一名前员工回忆称,当时工具行业有全国通用的销售价格手册,80元的工具转手即可以300元价格售出,工具送到工厂里几乎不需议价。当然,富春江亦给予对方采购部门丰厚回扣。
即使从现在看,何志军的经营理念也颇有创意。富春江工具一名旧销售人员说,何志军招聘计算机人才,成立电脑部,并曾自建销售数据库,所有销售均有数据统计和偏好分析,应收账目十分清楚,工具品种超过上万余种,在过剩产品之间可以自由调剂。
公司分内勤与外勤,外勤即驻外销售人员,负责工具销售,但银行账款不经由销售人员之手,直接进入公司账户。此外,富春江工具有严格的销售管理系统,有细致的用户需求表格,对于提问方式、个人喜好、去电语气、个人礼仪方面均有要求。
“他的原则,即是要掌握现金流。”该销售人员说,“这一想法贯穿他经商始终。”
在其长达二十多年的经商生涯中,何志军几乎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即便富阳当地,多数受访者虽均与之有过不同层面的接触,但对他的行踪与个性,均“说不清,道不明”。
快进快出亏损多
1995年,何志军成立由其个人控股的公司,之俊系就此铺开,名下包括之俊公司、西亚公司、凯利达公司、中集公司、久源公司、晨兴公司、安泰公司等。
何志军运作过三十多个水电项目。按照当时政策,自有资金30%以上,即可运作项目;有3000万元自有资金,即可运作一个亿的水电项目。水电的投资回报相对较高,预计投资回报年限在8年到11年之间,但问题在于变现能力差。银行无法对水电站价值进行评估。
“简单来说,就是用短期的钱做长期的事情。”一知情人士评论。但何志军实际上也从未打算长期持有一个项目。比如他第一个介入的项目,北溪水电站在建成之后短短两年,何志军即通过挂拍方式,将70%的股份迅速转让。
管理链条短、风险的可预见性被认为是大批投资者介入这些小水电站的一个很大原因。但从后期来看,因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巨大等问题,何志军并未从中获取收益,反而亏损严重。
何志军几乎不断重复他早年在工具行业的倒卖行为:寻找一个项目,快速介入,而后迅速卖掉,这与资金的左支右绌相关。快进快出的投资策略和经营模式,让他开始驶入一片没有归途的险滩。至2003年底,之俊系的贷款总额已经高达25亿元左右,而其可抵押资产则全部用于还贷。
2004年开始,之俊系公司投资的水电站虽已建设完毕,但经营状况均一般,无法贷出上亿资金。且因政策调控等原因,银行已经开始收缩信贷。捉襟见肘的何开始向民间高利贷求助,之俊系在民间高利贷与银行借贷之间相互拆补。
2006年前后,之俊公司实已裂痕斑斑,陷入困境,却仍竭力给外界资金雄厚假象。但在内部,何志军要求高管以维持原有贷款为主,不再进行投资扩张。他的恐惧事实上可以看得非常明白:要求将大量现金存放在办公室保险柜以及距离公司不远的凤起都市花园,并且要求与人现金交易。2006年,一家银行最先对何志军夫妇提起诉讼,诉其9200万元与1000万元融资未归还,但其时多数银行已然被其带入泥沼。
并不高明的诈骗
在1995年至2004年之间,何志军共完成了对143家公司的注册,这些公司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多为走账公司和融资公司。而通过伪造工业品购销合同,提供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等方式,他在上述多个空壳公司之间相互担保骗贷。
之俊系公司的工商注册和变更事宜,股东是谁,注册资本多少等则由何志军事先制定。登记股东一类为法人股东,一般为之俊公司的下属公司;另一类为自然人股东,多为公司员工,股权转让只是形式。自然人股东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何志军则以公司之名向其出具承诺书,允诺其为之俊关联公司员工,所借款项用于之俊公司经营,借款本息全额及相关费用均由公司偿还责任。
黄寅、王燕、张晓丹等人为何志军的核心层,掌管资金调拨组,负责总部资金调度和公司存贷款汇总,进行以贷还贷,并向何进行汇报。而多名证人亦供称,何志军对各关联公司资金走向均“十分清楚”。此外,公司拥有A、B两套账目,A账用于申报纳税,B账则用于申请银行贷款。
“惜命非常,且行踪神秘,恰似戴笠。”这是之俊公司一前任高管对何志军的评论。铁皮枫斗刚刚面世之时,何志军便不惜花高价购买养生,办公室内亦有按摩椅等健身理疗器材。他回忆,自2006年开始,何志军已较少参与公司事务,“开会也要求高管们去上海”,与高管连线也只是单线联系。
事实上,早于2005年底,知道自身还贷无力的何志军已在为出境做准备,在之俊公司大量提取现金,或为己用,或转入妻子账户进行提现。同时,他在上海联系到新加坡人陈伟今,以十多万美金高价购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假护照,以及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等假出入境证件。2006年7月5日,何志军潜逃境外,直至被抓获。
一名检察院人士评价何志军:狡猾精明,对数字十分敏感。受审之时,相较一般人,“显得十分镇定,并要求自我辩护”。
案发之前,之俊公司作为银行的重要客户,20多家银行曾与之主动联系放贷,“只要开口,三天之内加班加点发放贷款。”一名银行相关人士回忆。高峰时期,何对“两三百万的贷款并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陪同银行界人士参观水电站等项目,银行人士并未对项目表示过异议。在这场之俊与银行滚雪球般的借贷闹剧中,参与者都唯恐自己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环。而何在银行与制度的缝隙中,借势助力。
只是那些未能归还的借贷账目,谁又将成为最后的埋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