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美债危机、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二次探底……世界经济复苏充满变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中国能否抓住机遇，推动自身的改革，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贡献？就这些问题，《环球》杂志记者对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进行了独家访谈。

　　中国对世界经济有两大贡献

　　《环球》杂志：在目前纷繁复杂的世界经济中，“中国因素”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已不仅仅体现在大宗商品定价权领域，在资本、企业、文化等方面均有所涉及，且影响力日趋明显。对此，你怎么看？

　　李稻葵：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条讲得比较多，另一条讲得比较少。前者是中国的增长带来了对国外产品需求的上升。事实上，中国进口现在居世界第二，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在过去这两年，对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了20%以上的贡献。这两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下降幅度很快，是值得注意的。

　　另外一个贡献则谈得特别少，就是中国现在事实上是国际金融最大的稳定器，什么意思呢？我们手中控制的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用来支持欧洲和美国金融的稳定。总体上，中国没有从美国、欧洲撤资，反而增持了一部分欧洲的债券。中国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有耐心、最具有长远眼光的大投资者、大买家。

　　设想这3.2万亿的外汇储备落入索罗斯手中，索罗斯这些人一定会用这3.2万亿的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这个贡献不得了，我觉得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上反复宣传。

　　当然，绝对不是说中国可以拯救这个世界、拯救西方国家。如果发达国家不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光指望中国去买他们的产品和债券，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美国应向中国学习财税体制

　　《环球》杂志：目前，欧美经济出现了一系列较为棘手的问题，在短时间内恐难以解决。而中国经济在上升，应怎样去理解经济位置的重新排座？

　　李稻葵：发达国家出现问题，直接因素是政治上出现了内讧。以美国为例，本来老老实实地提高国债的上限就没事了，完全可以以新债补旧债，不存在偿还能力的问题。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大量的投资者愿意买美国的债券，但是很可惜美国两党之间互相内讧，搞得投资者不得安宁。

　　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讲，还没有财政改革、经济改革的真正决心，也没有经济改革、财政改革、福利制度改革的明确方向。所以现在投资者信心不足。

　　所以中国的学者，应该实事求是地在国际上向西方的朋友们讲清这个道理：中国经济出现的高速增长，是因为经济改革和不断创新。发达国家现在也应该搞改革，如果有什么搞不定的地方，我们可以帮着原则上提点建议。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基本经验，愿意和他们分享。

　　《环球》杂志：中国有哪些经验可以供最近出现经济问题的国家学习借鉴？

　　李稻葵：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以美国为例，现在的福利制度很需要改革。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宣布5年以后退休的人员开始减少他们的退休金，退休年龄提高。5年以后，政府的老年医疗保险开始削减。

　　再比如收税的问题，我经常跟美国同行们讲，你们75%的财政税收是来自于个人所得税，搞得骑虎难下，要增加税收有人反对，减少税收也有人反对。你们应该向中国学习，把主要的税种，把主要的财政税收逐步转向企业方面。当然，这样企业会不高兴。但我加一条，企业的税收按照一个公式、一个固定的比例大量地留给州政府，让州政府去竞争，让州政府定向地去给企业提供一些帮助，形成一个重商主义的政策氛围。这样，企业和政府能够形成一个更良好的互动关系。而现在是企业和政府对着干，在美国，联邦政府、白宫和企业关系很差，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关系。

　　把财政税收的基础转向基础企业，从而让政府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企业也能更好地更多地投资，更多地为地方经济服务，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服务。因为现在美国、日本等国，大的公司很有钱，但不愿意投资，关系很差。美国的朋友们说，他们和美国白宫的关系远远不如跟中国政府的关系，他们喜欢到中国各地方投资，不愿意到美国投资，因为跟那些政客们谈没意思，那些人天天就琢磨着怎样整他们。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环球》杂志：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金融机构是否反应过度了？

　　李稻葵：我希望他们多了解中国，多了解我们的政策体系，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为了长期和他们合作，而不是掠夺，不是把你的资源和好处拿过来，吃干榨尽。

　　这件事，中国企业要反复跟他们沟通。我觉得也应该请他们过来，中国的一些培训机构和教育机构应该反复把我们投资对象国的领导、政治家、高层经理请过来，让他们走一走，看一看。告诉他们根本的一条，中国绝对不搞殖民主义，中国是要长期发展的，是和他们长期捆在的。

　　《环球》杂志：中国政府对于这些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发展上，应有哪些支持和指导？

　　李稻葵：政府应给我们的企业多一点的指导，因为毕竟绝大多数的企业和企业家长期是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对国际形势和国外政策法规不尽了解。

　　我觉得国家层面，外交部、商务部还有部分学者和机构，一定要去把他们对国外的研究，对国外的关注，对国外的了解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比如培训方式，传递给企业家。告诉他们到甲国注意什么，到乙国注意什么。

　　我碰到过很多例子，有一个企业家想走出去，走出去之前他有自知之明，他带了一个老总，他一个人不认识就是敲门，找到了我们的大学，就敲院长的门。后来这个企业通过和学院的长期合作，避免了很多大的陷阱和失利。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多提供服务和指导，才能避免大的损失。

　　中国经济已到调整阶段

　　《环球》杂志：今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下一个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是怎样的？

　　李稻葵：中国经济有自身发展的一些规律和路径，比如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这些基本的中国自身的规律告诉我们，恐怕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调整的阶段。从现在开始，在未来两三年内，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我相信未来的两三年会在9%以下，但也不会太低，我想应该能达到8.5%。

　　增长速度要放缓，某些产业要调整，某些企业会出现经营困难，这些都需要中国经济要做好自身的准备。做好功课之后，我们应当不断地去判断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抓住一些有利条件，让中国经济在动荡的国际环境内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中国的企业应本着双赢的原则与意大利、西班牙进行合作，弥补我们的不足，把意大利一些有很好的设计理念、有很好的品牌效应的一些团体和企业，纳入到我们的企业体系之下。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下，中国需要的是入世第二个10年，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和改革。而不是像过去10年那样，简单地接受规则。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蓬勃发展，而且经过多年的培养，已经逐步出现了一批人才，比1985年的日本强，我们可以出去和他们平等对话，冷静客观地讨论问题，所以中国应该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世界经济更早地走出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