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国大革命。

　　当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响之后，远在美国的孙中山浑然不知情，他正在为屡败屡战的国内革命点点星火演讲筹款。10月12日的站点是丹佛市，这一天他还没来得及办理布朗宫殿酒店328房间的入住手续。

　　当地报纸一则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让他既高兴又意外。

　　这个并没有受到他遥控指挥和经济资助的起义，让他并不急于回国。而此刻，国内正需要他这样一位职业革命家和领袖人物的振臂一呼和凝聚人心。孙中山自1885年中法战败那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历经九次重大起义失败，他本拟立即回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但是，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后认为“先从外交方面致力”，然后才回国。

　　此后，孙中山分别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并想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均未获寸功。11月2日，孙中山离开美国访问英国、法国，同时向四国银行团筹款，也未有斩获。此时，国内南北议和已开，盼归呼声日隆，而他筹款失败，再无理由滞留国外了。

　　11月24日，孙中山从马赛启程回国，12月21日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从广州去迎接，胡汉民劝其在广东整兵再行北伐之事。孙中山不以为然，决定北上上海，以早日建立革命政府。

　　缺钱的革命

　　“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款项问题”

　　此时的上海，对孙中山的到来一片期盼，“革命家之泰斗”、“中国之福星”、“中国之救世主”来了。

　　民众对这位革命家的期望值也水涨船高。当时上海盛传：孙中山携有巨款回国，革命军饷问题迎刃而解了。实际上，直至孙中山去世，军饷的捉襟见肘和政府经费的难以为继都无时无刻不困扰着这位革命领袖。

　　孙中山甫抵上海，中外报馆的记者纷纷询问巨款数目。

　　他沉思片刻，说：“余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上午10点，孙中山乘专车离开上海赴任，专车经过苏州时，“共和万岁”之声雷动。

　　就在孙中山赴南京的前夕，他向来寓所拜访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

　　宫崎寅藏很为难：“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若干年后，宫崎寅藏依然记得孙中山的无奈。

　　三个月后，孙中山一语成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筹建政府过程中，财政总长人选原为著名实业家张謇。不料，这位精明的理财专家婉拒，并替临时政府财政作了下预算，估计每年财政缺口8000万两。

　　最后，财政总长改任陈锦涛，一位耶鲁大学博士，与西方财经界有着友好关系的前清货币改革主持者，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称赞其为“现代中国人中最有财政知识的人”。

　　在各省自顾不暇难以对中央施援手的形势下，南京临时政府靠借款度日，陈锦涛也是无计可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看到，南京城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骚动的士兵，叫嚷发放欠饷”。

　　时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曾回忆，一次安徽军情告急索粮饷，孙中山批拨20万元，胡汉民持手批去财政部，发现国库只有银元10枚。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下诏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即向参议院送上辞职书，结束了他45天的临时大总统任期。而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3个月内，财政赤字达163万元。一些在南京的英国人认为：“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款项问题……由于缺乏现款，无论在这个首都或各省，使他们在内政方面的改组不能获得任何进展。”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张海鹏认为：“财政匮乏成为南京临时政府迅速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缺钱的日子总是困扰着孙中山，从流亡海外向华侨向浪人向洋人募款到创设民国向外国外资外行借款，或图回报或被搪塞或被欺瞒，孙中山一直靠革命意志坚持了下来。日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告诫国人：“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

　　孙中山早就想一实现共和就通过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实业来缓解中国孱弱的经济，继而“获利”，以缓解财政压力。南京临时政府特设实业部，受大总统管辖，并要求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同时鼓励民间兴办各种实业团体。南京的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上海的中华工学会、中华民国商学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相继成立。

　　实业部制定商业注册章程，颁行全国，鼓励各类商业公司自由注册营业。在此基础上，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创办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如煤矿、铁路、航运、机械制造及各类工厂、公司。

　　虽然南京临时政府苦心经营，但是兴办实业并非一日之功，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实业部被取消，分拆为农林、工商两部。

　　但是，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梦想并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