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董碧水

　　从炒房、炒煤、炒矿产到现今的炒钱，无不折射着温州民间丰厚资金的趋利冲动。

　　近两年，山西煤改、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大量的温州民间资本无处可出；而另一方面银根紧缩，众多的中小企业贷款“无门”，两者的一拍即合，使得温州民间借贷愈演愈烈。

　　要避免这种情况的蔓延，相关人士认为，需要着力解决温州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拓展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而更关键的在于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吗？

　　事实上，温州只是一个缩影，民间借贷引起的悲剧在各地也同样上演着。

　　8月14日，浙江丰华木业有限公司老板封庆华被警方押回浙江衢州。一周前，封庆华因上亿元高利贷无法归还而潜逃江苏丹阳，其名下的浙江丰华木业公司等多家企业遭遇债主堵门。而之前，丰华木业曾是经济欠发达的衢州市的一家年销售额5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的中型企业。

　　在浙江宁波，8月27日，有着18年历史和“唐鹰”等多个自主品牌，国内规模最大的裤装研发和生产基地之一的宁波市唐鹰服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绪儿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经初步调查，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共计负债1.52亿元。

　　到9月底，浙江台州先后有十几家企业老板“跑路”。因资金链断裂，还有两位老板走上了不归路。

　　在众多老板“跑路”的同时。9月22日，浙江光宇集团董事长、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冯光成则站在了绍兴县人民法院二楼1号审判庭的被告席上。检察机关指控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被列为被告的还有4名冯曾经的麾下高层。检察机关指控，冯光成在2005年至2009年担任浙江玻璃有限公司及光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以支付月息2%～12%的高息为诱，以周转银行贷款为由，向100多家单位及个人大量非法吸收存款，变相吸收资金47.978亿元。

　　面对指控，冯光成并不认可。他称，自己所有的借贷均用于维持公司生产、运营稳定，并不存在非法占有或是个人谋利意图。

　　据了解，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境内首家H股上市的民营企业，其旗下包括了浙江玻璃厂、青海碱业等，总资产超过130亿元。2008年开始，因宏观调控和银行信贷收紧，在几天之内，冯的两公司被银行收款30多亿元，处于艰难境地的冯光成被迫以民间借贷方式偿还银行借款，并在公司之间相互拆借，从而形成巨大的债务黑洞。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玻璃2001年12月10日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后，银行就开始送上门放贷，一下给了浙江玻璃26亿元的贷款。但信贷紧缩后，冯的公司在一天内，被银行收款24亿元。

　　一放一收，无疑绷紧了企业的资金链。

　　当天的庭审中，冯光成说，如果不是为了公司和员工，我有什么理由去借贷？我现在手里还剩下些什么呢？政府说借高利贷是饮鸩止渴，那么银行不肯放贷，又要维持公司正常运营，你告诉我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吗？

　　能否倒逼出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冯的遭遇，在目前的中国显然不是个例。

　　此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和资金链断裂导致的极端事件中，民间资本的高利贷款无疑是直接推手。也由此，不少人把中小企业倒闭、公司老板跑路归因于民间高利贷的盛行，认为是民间高利贷压垮了诸多的中小企业。

　　但在一些基层官员和不少企业界人士看来，这明显是倒果为因。他们认为，中小企业的倒闭和民间高利贷的盛行都有着共同的病因，那就是中国高度垄断的金融体系，根源在于我国金融领域体制的不健全和金融政策的多变。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认为，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不可否认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此轮紧缩政策之前，我国经历了一轮非常宽松的政策时期，大量的贷款向许多企业投下去。如今政策转向，信贷突然收紧，于是盲目扩大的投资让借了大量贷款的企业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因无法从银行获得持续的资金，温州老板阿根关掉了自己经营多年的企业。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银行是“追着企业的屁股”给贷款。但没想到的是，一两年后，当基础建设基本完成，需要资金投入生产、产生效益时，银根却收紧了。“无奈之下，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

　　而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面。在我国，与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同，转型经济中的中国存在着二元的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分割。在当前的金融体系下，大型金融机构往往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或者有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有着天然的偏爱，大部分的信贷资源给了他们。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根本无法指望从正规的银行机构中获得任何信贷额度。

　　温州瓯海区曾对105家中小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仅有15家企业完全靠自有资金，其余90家企业均涉及民间借贷，其中有32家完全通过高利贷融资。

　　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对其协会内部企业的调查，遭遇资金紧张的企业数量高达80%。

　　许多急需资金救命的中小企业，无法通过合法的主流金融体系获得资金，只能求渴于民间。但官方对金融的严格监管，使得小型的、地区性的金融机构又有着诸多的政策限制。

　　温州市工商局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一次摸底结果显示，温州23家小额贷款公司现有注册资本金52.2亿元，银行融资25.1亿元，两者总和为77.3亿元。也就是说，不仅中小企业面临着融资难，同时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主流的金融体系本身也面临着“无米下炊”的窘境。

　　阿根说，温州民间资本非常丰厚，它不可能躺在银行里睡觉。但由于政策壁垒，很多利润较高的行业把民间资本排除在外。事实上，民间借贷市场早已是众多小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随着今年政策紧缩，银行额度受限，小企业涌向民间借贷势头爆发。

　　不少企业人士认为，中国民间金融或地下金融现象的愈演愈烈，这本身就说明目前对于民间金融的限制已经远远滞后于现实经济。既然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要求，那就应该放开对中小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也认为，浙江的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存在所有制和规模的不对称，金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评论人叶檀在《温州需要二次市场化改革》中认为——“高利贷盛行，显示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管制的双重困境。”

　　期待民间借贷阳光化

　　在我国，民营经济已占据半壁江山。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无疑给整个金融运作与监管体系敲响了警钟。不少业界人士和学者认为，“堵”不是解决办法，给民间资本一个合法的出路，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当是根本之策。他们呼吁，民间借贷阳光化才是解决目前问题的关键所在，改革迫在眉睫。

　　如何对待温州民间资本？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认为，民间资本乃至高利贷的存在部分地解决了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是有利于温州经济发展的，应该正确看待。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要充分肯定民间金融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针对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密切关注温州民间资本动向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除了要最大限度发挥当前市场上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作用外，当务之急还是金融体系如何创新的问题。最好能让民间资本筹建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性机构，比如让民间资本筹建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性机构，实现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规范、无缝对接，同时也解决民间资本的投资出路。“只有改变金融体制，允许大量的民间资本去投资小银行，门当户对，让小银行去为小企业服务。”

　　目前，游走于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民间借贷资本，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资金力量。周德文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在债权和股权方面更进一步放开，大幅度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现在企业要通过上市融资非常困难，要对现有的股票市场、证券市场进行彻底的改革。还有债券，企业需要资金不一定要银行借款，可以向社会发行企业债券，只要符合条件，国家给予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

　　据悉，温州市至今已形成了一系列发展地方金融业的方案，但当前这些方案尚不能充分放开手脚。在温州采访，记者感受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急切地呼吁让民间借贷走向规范化。该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呼吁，希望国家重启并深化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