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决华尔街_经济台_中国网络电视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小晓

　　一条500米长、11米宽的街道，能容得下多少人？

　　一条名叫“墙”的街道，谁才是墙内人？

　　一个充斥着键盘和点钞声的大厅，是交易所还是赌场？

　　西装革履的富翁们，是精英还是赌徒？

　　一场穷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似乎在诠释着答案。

　　无论答案如何，但每一个经过华尔街的人却能清楚地意识到，这条高楼遮住阳光的狭窄街道，一直占领着美国的心脏。

　　华尔街是什么？

　　财富心脏

　　6家金融企业的市值，就占美国GDP的1/20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劳伦斯·E·米切尔在其所著的《美国的反省：金融如何压倒实业》一书中写道：“股票市场最初是一种工具，帮助建立一个新的企业，但最后却使企业屈服于自己的力量。”

　　以制造业立国的超级大国美国，从二战后开始，国民经济从有形经济主导的工业经济开始向货币主导的金融经济过渡。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业的比重逐渐超过了制造业。根据美国官方统计，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29.3%，金融服务业只占10.9%。而2008年制造业缩水到11.5%，金融服务业占GDP比例则上升至20.0%，高达28484亿美元。

　　随着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华尔街的兴衰也开始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运。

　　上世纪70年代，随着蓝筹股投机热潮达到顶峰，一些蓝筹公司如IBM、德州仪器公司（TI）的市盈率曾达到80多倍。然而，这一轮蓝筹股投机泡沫直接导致了之后的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并继而走入近10年的熊市。许多散户在泡沫破裂后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但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则恰恰迎来了其资金向全世界铺开的春天。

　　金融寡头们把闲置的、过剩的金融资本输往国外，1979年，美国在海外投资新建和合并企业资产总额中，银行所占比重为43.3%，比制造业的资产额要高出2倍多。美国的许多大型商业银行也在70年代的“滞胀”期间发展成为庞大的跨国银行。例如，到1982年底，花旗银行已在94个国家拥有1490余个分支机构，海外机构的资产和收益占花旗银行全部资产和收益的60%。

　　“华尔街的神奇之处就在于，那些大而不倒的银行不仅能在各种危机中幸存下来，还能在危机过后变得更加资金雄厚、有恃无恐。如果70年代的滞胀是他们的第一次成长，上世纪末的科技泡沫则给了他们第二次通过并购自我壮大的机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分析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2001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掀起的科技股狂飙终于出现了泡沫的破灭，并由此引发了股灾。在此次大跌中，三大股指跌幅分别达到34%、78%、49%。然而，大而不倒的银行们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但很快便通过并购再次强大起来。

　　“股市大跌的时候，因为会有一些公司破产，所以往往伴随着大吃小的并购，让大银行和大公司变得更加庞大。”金融分析师指出。

　　仍拿花旗银行为例，上世纪90年代对旅行者等公司的大型并购让它实力倍增，2000年11月其收购了奄奄一息的Associates First Capital，一跃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零售金融企业。

　　一夜之间，大银行们的身价激增。通过并购与转型，花旗银行的市值从1996年的695亿美元升至2001年的2600亿美元。同一时期，摩根士丹利的市值从195亿美元升至606亿美元；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市值从359亿美元升至737亿美元。

　　后面的故事尽人皆知。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尽管有一批以雷曼为首的银行破产，但也伴随着新一轮并购：富国银行收购美联银行、美洲银行收购美林集团、摩根大通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这次“大洗牌”导致幸存下来的大银行变得更加“大而不倒”。摩根大通的市值2007年为1470亿美元，而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洗礼，2010年其市值升至1659亿美元。富国银行更是吞得脑满肠肥，市值从2007年的995亿美元升至2010年的1630亿美元。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在按市值排名前200的美国公司中，有34家金融服务类企业，其2010年12月31日的市值总和为1624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10年GDP的11%。其中，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金融服务类企业有5家，分别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摩根大通、富国银行、花旗集团和美洲银行。这5家企业的市值总和为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10年GDP的5%。

　　而这些还只是华尔街的金山一角。华尔街的财富远不仅仅掌握在这些金融企业手里，更多无法度量的财富则来自那些诞生于华尔街的神秘财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经济由于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促使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加速融合，形成了许多垄断财团。二战之后，脱颖而出的十大财团分别是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杜邦财团、波士顿财团、梅隆财团、克利夫兰财团、芝加哥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和得克萨斯财团。在今年评出的世界前50强企业中，有10家企业都属于这些财团。这十大财团如今究竟占有多少财富？恐怕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是小瞧了他们。

　　华尔街成为了美国财富的中心，华尔街人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据美国财政部薪酬补偿特别主管肯尼思·范伯格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17家金融机构约600名高级管理人员2008年10月至2009年2月共获得20.3亿美元薪酬，其中八成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发放。

　　2009年底，当金融危机的阴云还没有散去，CEO们的薪酬就迫不及待地大幅上升，美洲银行的每位高管平均分到了650万美元；花旗集团的高管也不逊色，人均620万美元。

　　豪赌俱乐部

　　美国金融业创造了多少社会价值？

　　美国的金融业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壮大，然而，它究竟创造了多少社会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沈骥如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银行的利润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再分配，它的功能原本属于企业下属的财务科，但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企业更专注于生产，而将与金融有关的业务转移到了银行。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银行作为一个社会部门，和其他企业共同获得社会的平均利润。所以，银行的平均利润是从工农业中分配出来的。

　　然而，随着银行业的扩张，银行家们不再满足于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于是开始发明了各种金融衍生品。

　　“随着金融衍生品的诞生，华尔街变成了一个圈钱的大赌场。赢了一本万利，输了则一败涂地。”沈骥如说。

　　正因为这个疯狂的大赌场、疯狂的赌徒和疯狂的金融衍生品，美国最终卷入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次贷危机中。

　　2003年到2007年，各大银行的杠杆率开始疯狂飙升。美林公司的杠杆率猛增至28倍，摩根士丹利增至33倍，高盛升至28倍，雷曼兄弟的杠杆率直到破产前仍高达30倍。也就是说，每1美元的资本就能撬动几十美元的资产规模。

　　“大银行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品，就像高智商犯罪一样，即使是同样精英云集的美国监管部门，也没有人能彻底弄清楚每个金融衍生品的模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分析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该金融分析师告诉记者，大银行在利益的驱使下，把这个旁人弄不懂的游戏越玩越大，在房价次级贷款中派生出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信贷违约掉期（CDS）等。基于1万多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创造出了数十万亿美元的衍生品。

　　2008年7月，随着“两房”股价大跌，美国房地产价格彻底失控。CDO、CDS等衍生证券随后开始快速跌价，在雷曼8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净值大约只有250亿美元。流动性的不足最终引发雷曼兄弟破产。

　　“次贷危机是超前消费、过度借贷和凯恩斯主义下货币泛滥的结果。但金融衍生品将危害成倍放大并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因此，次贷危机也是一次金融衍生品危机，是银行家们无限贪婪的恶果。”上述金融分析师表示。

　　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杰克·罗森被舆论评为“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五位犹太人之一”。深谙美国商道的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华尔街如今已成为美国经济悲剧的象征。

　　“华尔街被视为金融危机的直接推动力，它所造成的后果被每个美国人承担着。同时，银行家们依然不改贪婪的本色，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填充自己的腰包，同时在拯救美国经济中表现得非常不负责任。尽管他们获得了美国政府大量的救助金，但他们转而则不肯借钱给其他需要救助的行业，包括房地产、建筑业和小企业等。”杰克·罗森如是说。

　　“财政部长”制造商

　　美国的华尔街，还是华尔街的美国？

　　穆迪创始人约翰·穆迪曾在1911年指出，华尔街的七个人控制了美国大部分基础工业和资源。分别是J.P.摩根、詹姆斯·希尔、乔治·贝克、约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尔曼和雅各布·希夫，他们所构成的资本核心枢纽控制着美国。而100年后的今天，华尔街对整个美国的控制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愈发疯狂和集中。华尔街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也愈发扑朔迷离。

　　是美国政府的华尔街，还是华尔街的美国政府？

　　尤斯塔斯曾在《美联储的秘密》一书中揭露道，截至1983年，花旗银行、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汉诺威银行、大通银行和汉华银行共持有美联储53%的股份。也就是说，美国央行的控股权不在国家手里，更不在民众手里，而在几家大型私有银行手里。

　　和美联储一样，美国财政部也同样是华尔街坚定的支持者和代言人。在几位历史上较有影响力的美国财长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着华尔街的背景。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前财长罗伯特·爱德华·鲁宾。

　　1995年—1999年在任的鲁宾最著名的身份不是美国财政部长，而是银行家。在高盛近30年的供职经历让他成了一个100%的华尔街人。他的出现，直接导致华尔街的权力扩张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1997年以前，美国的商业银行一直受到严格监管，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银行与证券业务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业的过度发展。

　　1997年，鲁宾代表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取消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经营的限制。1999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彻底拆除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之间的藩篱，允许商业银行以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从事包括证券和保险业务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

　　此后，大银行们开始无限扩张。在鲁宾的推动下，花旗公司先后收购了旅行者公司和所罗门兄弟公司，令花旗成为美国第一家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共同基金、证券交易等诸多金融服务业务于一身的金融集团。其他银行也紧随其后，完成了从商业银行向金融集团的转型。

　　高盛为美国政府送来的另一位财政部长就是亨利·鲍尔森。和鲁宾一样，鲍尔森曾担任高盛集团的董事长和CEO。2006年—2009年在任的他成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参与者，也成了走在“峭壁边缘”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华尔街的人。

　　在鲍尔森这位华尔街代言人的决策下，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一次次将数以千万亿美元的救助金投向华尔街的公司。仅2008年9月一个月时间，美国就向美洲银行注资1200亿美元，向AIG注资850亿美元，同时提出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

　　在他救助花旗银行时曾经明示立场：“正如另一个处于困境的金融巨头AIG一样，花旗银行与全球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有着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我们不能让它倒。”

　　2008年11月，这位几乎已把美国纳税人的钱全部丢进华尔街的财政部长在其自传《峭壁边缘》中坦言：“距离2009年1月20日（他的卸任日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感到非常危险。在AIG和银行方面，我已经用完了绝大部分资金，仅剩下600亿美元。”

　　“美国政府究竟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答案只有一个，华尔街。”沈骥如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美国政府制定的规则都是有利于华尔街的。政府一次次将来自纳税人的巨额资金投入华尔街，民众在决策前失去了表态的机会。

　　“拿美洲银行来说，金融危机之前它赚的钱都进了高管的腰包，美国政府都丝毫沾不到油水。但它出了问题，美国政府却要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替他它偿还债务。”沈骥如表示，“还有量化宽松政策，拿钱干什么？还不是救银行，救华尔街。”

　　杰克·罗森也认为，华尔街在美国政府决策中拥有过多特权。

　　“我认为美国政府当初斥巨资拯救银行业的初衷还是从美国经济全局考虑，这一点我很有信心。但必须承认，华尔街在政府决策中一直霸占着优势地位。它通过支持和扶植自己人进入政府，从而在华盛顿获得发言权和影响力。而美国大众是没有任何能力去和这样的影响力抗争的。就连政治家们也感到畏惧，不敢制定有利于纳税人的政策，而一味地偏袒华尔街权贵们。”杰克·罗森告诉记者。

　　占领华尔街

　　迟来的愤怒

　　“富人应该公平承担税负，而不是在别人痛苦挣扎的同时疯狂牟利！”

　　面对贪婪的华尔街，民众终于愤怒了。从9月17日至今，上千名来自美国各地的示威者聚集在华尔街上，有人甚至带了帐篷，扬言要长期坚持下去，将“占领华尔街”变成一项持续性运动。

　　昔日只有脚步声和计算机声的华尔街，如今充斥着抗议者的呐喊。昔日清冷孤傲的华尔街铜牛，如今也被人贴上了各色标语口号。从这些口号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示威者的诉求：

　　“拯救美国，让华尔街掏腰包（Heal America, Tax Wall Street）！ ”

　　“人民才真正大而不倒（The people are too big to fail）！”

　　“停止这场针对劳动人民的战争（Stop the war on workers）！”

　　“停止透支我们的未来（Stop trading our future）！”

　　在抗议的人群中，有七旬老妪，也有在校学生；有纽约白领，也有美国中西部农民。人们脸上呈现着执着和愤怒，高举着手中的标语，向华尔街那些冰冷的高楼大厦歇斯底里地呼喊。

　　一名女示威者在现场通过电话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她来自明尼苏达一个普通家庭，全家人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在金融危机中，她失去了工作，只能靠领食品券维持生计。

　　她告诉记者，她带到现场的口号是“我们是99%”，“因为美国1%的人占有了99%的财富，而其余99%的广大民众则在辛苦赚钱养家，还要承担金融风暴带来的失业和贫困。”

　　“我们国家在财政制度上有很深刻的问题，我认为富人应该公平承担税负，而不是在别人痛苦挣扎的同时疯狂牟利。我将我的口号从明尼苏达带到纽约，并且会将这种精神再从纽约带回明尼苏达。”这位女示威者表示。

　　沈骥如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此次“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长期社会矛盾的积累。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却依然有4000多万人口依靠领食品券维持生计，这种贫富分化原本就是不正常的现象，而金融危机和如今的债务危机则让这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2009年奥巴马上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他是一个悲情的人物。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灾难过后已经掏空了的烂摊子。但理想主义的奥巴马似乎没有立刻意识到现实的严峻性，而选择继续推进他之前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增加福利、通过医改法案、扩大医疗保险，从而将社会福利的改善作为一个历史留名的政绩。

　　“然而，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都是要花钱的。”沈骥如告诉记者，奥巴马的医疗法案要花上万亿美元，而如今的金融危机已经逐渐演化为新一轮债务危机。今年8月，美国已将债务上限由之前的14.3万亿美元上调至16.4万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美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高达94%。

　　这样庞大的债务让美国政府手足无措，民共两党在议会里打起了口水仗。共和党明确表示，提高债务上限可以，但必须减少政府开支，而这其中也包括医改法案等社会福利。同时共和党还坚决反对增加富人税收。

　　两党的口水战让美国民众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人们意识到，原本就和欧美国家相去甚远的社会福利如今还面临削减，医疗保险也保不住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富人居然还捂紧腰包不肯增加赋税。

　　“社会不公所引发的怒火就在这次债务危机中被点燃了。”沈骥如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学生意识到自己拿不到应得的奖学金了，白领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快要保不住了，家庭妇女意识到孩子看病的钱可能不给报销了，大家都非常不满，于是通过微博、脸谱网等社交媒体达成一致，决定占领华尔街，并提出反对富人贪婪，改变分配不公，要求增加就业等口号。”

　　受害者与受益人

　　“这只是一个呼声，华尔街并不脆弱”

　　沈骥如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规模示威，一次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反种族歧视游行，从此黑人的地位得到了改变；另一次是反越战运动，从而迫使美国从越南撤军。这两次示威的成功，说明民众的力量是能够扭转历史的。

　　沈骥如强调，这次事件不再是两党几百个议员的对骂，而是成千上万民众的抗议。如今这场运动已经扩展到美国近千个城市，示威者表示要长期坚持下去。美国老百姓这次的态度十分坚决，誓死不当“软柿子”，如果政府没有明确回应，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此，这场运动一定会或多或少影响美国未来财政政策的走向。

　　“通过这次运动，共和党将恐怕不敢再对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设置障碍了。而为了控制债务水平，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加富人税收，同时削减军费开支。”沈骥如表示。

　　同时，此次示威活动的另一个无形中的受益者不是别人，正是奥巴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对此事撰文指出，示威对民主党而言相当于第二次机会。奥巴马政府此前因为采取了对银行家们有利的政策，却未能取得经济复苏的成果，挥霍了民众美好的期待，换来的却是银行家们的不满与抱怨。不管怎样，如今奥巴马获得了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他们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做到示威者所期望的那样。

　　沈骥如也表示，奥巴马和民主党无意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因为此次运动的口号和奥巴马的改革路线完全一致。不出意外的话，奥巴马将因此获得许多选票。

　　沈骥如还补充道，10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奥巴马4400亿美元就业计划举行程序性投票，结果法案未能获得足够票数而被否决。这样一来，示威者肯定更加怨恨共和党，而偏向奥巴马政府。

　　然而，相对于专家们充满信心的解说，真正的华尔街人们却对此次示威表示不屑。

　　美国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王宇龙是一名在华尔街打拼多年的美籍华人。当记者问起对此次事件的看法，他表示并不担忧。

　　王宇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金融危机似乎让人们对华尔街失去了信心，但有两大指标依然说明问题：美国黄金储备居世界第一，美国内需总量也居全球之首。华尔街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平台，是美国和世界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此次“占领华尔街”只是在这个恶劣的经济形势下一个暂时的过程。

　　“我认为占领华尔街只是一个呼声而已。华尔街并不脆弱。”王宇龙表示。

　　杰克·罗森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个纽约商人，他不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事件。目前看来，只是区区几百个人在吸引着成千上万媒体的注意力而已。

　　杰克·罗森也表示，虽然示威规模不算特别大，但这一小部分人却充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们让世界留意到了华尔街的贪婪，也一定程度上给立法者提供了勇气和决心去挑战华尔街的势力。

　　疾速扩散的“占领”行动

　　一夜之间，无数以“占领”打头的网络域名诞生了。occupydc.org（占领华盛顿）、occupylondon.org.uk（占领伦敦）、occupytokyo.org（占领东京）……仿佛2012提前到来，只是席卷全球的不是海啸也不是龙卷风，而是愤怒的大众。

　　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这场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参与者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构成，甚至动机和目的也是形形色色。

　　美国：向马丁·路德·金学习

　　作为“占领”运动的发祥地，该运动已经第一时间从纽约散播到了华盛顿、芝加哥等美国城市。

　　在华盛顿，奥巴马一家刚刚于10月16日为马丁·路德·金纪念园举行了揭幕仪式，在仪式上，身为民主党的奥巴马还趁机“煽风点火”，表示希望国人继续挑战华尔街的过分做法，继续马丁·路德·金心目中的梦想。由此，这场仪式将“占领华盛顿”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占领华盛顿”的网页上赫然写道：“马丁·路德·金通过社会运动让黑人和白人坐上了同一辆公共汽车。如今我们要以他为榜样，在纪念他的同时，愿我们团结一心，共策共力，用群众的能量创造社会的改变。”

　　马丁·路德·金雕像位于华盛顿纪念碑旁，其诞生可谓好事多磨，从比尔·克林顿立项至今已经历了十几个年头。当年的克林顿一定想不到，自己废除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会导致银行业无限膨胀，又进而导致十几年后激起民愤，而自己当年一手立项的马丁·路德·金雕像，居然成了此次运动“无声的指挥家”。

　　首尔：银行受害者讨公道

　　韩国民众也耳聪目明地搭上了此次“占领”运动的顺风车，趁机再次向釜山储蓄银行“讨债”。

　　据媒体报道，从10月15日起，“占领运动”已经蔓延至韩国，几百名示威者聚集在首尔各处，声讨金融业对普通大众的榨取。

　　其中首尔汝矣岛金融监督院作为主要示威场所之一，聚集了80多名示威者。然而，仔细分析示威团队的构成，却发现80人里的50余人都是釜山储蓄银行受害者。他们统一租赁了大巴车，赶到汝矣岛金融监督院门前，试图再次为自己一去不复返的存款伸冤，还打出了“还我血汗钱”之类的口号。

　　釜山储蓄银行原本是韩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储蓄银行，由于负资产和债务已严重超出银行自有资产，它和旗下的大田储蓄银行已从今年2月起被韩国金融委员会勒令停业6个月，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面营业。

　　罗马：欧债阴影下的愤青

　　秉承了古罗马角斗士的遗风，意大利人似乎天生有“哪热闹往哪凑”的性格。加上最近意大利经济甚是不景气，更是给了意大利人们一个闹事的好由头。

　　华尔街被占领没几天，上万名意大利人就在罗马聚集起来，自称为“愤怒的一群”，高举“我们不能为债务埋单”和“偿还债务不能加重弱势群体的负担”等标语，一路边走边砸东西，提款机被砸坏了、交通灯被捅下来了、警车被焚烧了……罗马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面对失控的愤怒，罗马警方不得不使用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示威者们并没有被警察吓走，反而抛掷石头、玻璃瓶子和燃放烟火来还击。混乱过后，70多人在冲突中受伤，被送往医院，另有至少12人遭警方逮捕。

　　作为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今年一直笼罩在欧债危机的阴云下，今年9月底，标准普尔将意大利主权债务评级从A+下调至A，展望为负面，理由是该国经济增长疲软以及政局不稳的情况将增大其应对欧元区危机的难度。看到自己的国家负债累累、前途黯淡，也难怪意大利人急眼了。

　　伦敦：秉承英伦派严谨作风

　　从10月15日开始，众多英国民众发起“占领伦敦证交所”活动，聚集在伦敦证交所门外，十分有组织地进行和平示威。

　　曾统治半个星球的大不列颠人，即使是示威游行也格外有组织有条理。打开“占领伦敦”的主页，没有意大利人硝烟弥漫的口号，没有日本人五颜六色的惊叹号，也没有美国人咬文嚼字的标语，上面白底黑字，工工整整地罗列出示威者的自述，从头到尾都是理性的陈词，就像一份公司合同：

　　现在的系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需要候补方案；

　　我们有着各种民族、背景、性别、年龄和信仰，我们走到一起来抗议；

　　我们拒绝为银行家的危机埋单；

　　我们不接受任何支出削减，我们要求结束全球性的税收不平等；

　　我们希望制定政策者能独立地在不同行业间权衡；

　　我们支持11月30日的罢工活动和11月9日的学生活动，我们同时支持保护社会福利、教育和反战的相关运动；

　　我们认为世界上的资源应当更考虑人类和环境，而不是战争和牟利。

　　观点

　　“占领华尔街”无关中国当前收益

　　于海洋

　　2011年9月17日并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日子，当总数不到1000人的示威者来到曼哈顿声称要向贪婪的银行老板们讨个说法的时候，从纽约地方政府、警察到华尔街衣冠楚楚的金融巨子们，既没有意识到这些人会不断壮大队伍、提高声势，也没想到他们会给华尔街“添堵”一个月乃至更长时光。依靠发达的互联网还有全球媒体的推波助澜，今天的示威者已经把自己的形象凝炼为光辉的“我们是99%”，并将愤怒的火焰燃烧到全球82个国家和950个城市。发生在地球背面的示威会对中国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这主要取决于我们对这场运动判断和认知的角度。

　　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是99%”的本质是一场社会抗议运动，它还没有显示出影响到美国经济政策或形势变化的能力。示威者在渐趋寒冷的气温下苦苦守候，但是他们没有等来任何主流声音有价值的回应。就连一向厌恶华尔街的美国西部传媒集团，也承认示威者可能自己也缺乏从愤怒情绪中提炼具体政策诉求的能力。目前，示威运动选择的两个主要靶标就是抗议金融资本的贪婪和失业率激增，但是这两个议题间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英国当年“大宪章”运动时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时马丁·路德·金那样的领袖。这就是为什么一场社会运动无法变成切实的政治成果的症结所在。“我们是99%”作为一场诞生于网络等虚拟世界的运动使它带有虚拟世界的很多固有缺陷，那就是虚拟的共同身份在现实世界中不足以形成稳定的信念和持续的组织性、行动力。

　　也正是因为注意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这些问题，美国主流社会对待该运动的态度颇为消极。反对者如共和党随口指责这是场“阶级战争”，很“鬼扯”的是依靠网络联系起来的人群出身驳杂没有固定的阶层属性；支持者如奥巴马总统一方面赞成示威，强调自己的就业法案和金融改革法案成功就不会有这样的抗议，另一方面又拒绝澄清抗议运动是否会促使他使两个法案中的争议条款再次复活。华尔街的大佬们则干脆没话。眼见抗议者说不清“华尔街末日到了”与继续执行量化宽松政策有什么关联，政客、商人也乐得让争议停留在肤浅的发泄阶段。很明显，除非美国工会等强势组织介入，示威者获得不了什么。但这些组织一旦介入，“我们是99%”也就丧失了其独特的魅力，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诸多示威没什么区别了。

　　愤怒并不是总能带来改变的。我们必须承认，纵观2010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没有见证金融投机的死亡，而是佐证了其强大。愤怒没有让大亨们哪怕有一丁点自省或退缩。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中国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关注短期看无非两点，一是美元的滥发趋势是否能够得到遏制，二是美债是否能够保持稳定。至于全球金融秩序的改革，任何不幼稚的政治家都不会期望改变一夜发生了。令人遗憾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对这些重要议题既不甚了了，也无力影响。今日的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只能勉强维持一种脆弱的稳定，复苏的动力则模糊不清。短时倒不了是因为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把世界经济和美国绑架在一起了而已。美元的滥发，还有巨额美债的偿还，都是属于几乎所有国家都要分担成本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不是唯一需要担心的那个。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只能说明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危机，开始意识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一直靠转嫁的方式维持自己繁荣。但是这种模糊的危机感能否带来变革却不好说。民众感到日子不好过才抗议，但改革是让日子好过还是短期内更加不好过可是个说不清的事。改与不改之间，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权力转移彰显出波谲云诡之相，这就是抗议的价值所在吧。

　　虽然抗议本身不见得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抗议本身却像警钟一样促使理性的人们思考，一旦强大的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尾大不掉，国内动荡迟早会酝酿和出现。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勾勾搭搭不会是美利坚民族的个案，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如何避免占领华尔街运动重演，也是一个长期的命题。

　　封面说明

　　在“占领华尔街”的大规模示威行动中，游行者带着电影《V字仇杀队》里的面具，表示他们“行侠仗义”的决心。

　　华尔街出身的美国财长

　　威廉·爱德华·西蒙

　　在任时间：1974年—1977年

　　任前身份：花旗银行高管

　　纳德·里根

　　在任时间：1981年—1985年

　　任前身份：美林公司董事长兼CEO

　　尼克拉斯·布雷迪

　　在任时间：1988年—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