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倏忽之间，中国入世已经十年。回想当年为了入世，中方谈判专家“从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前后历时15年。但中国入世后十年的沧桑巨变证明，旷日持久的谈判，最后谈出了中国发展的一条新路。

　　十年里面，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10年的近40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超过10%；国际贸易总量从2001年的12.65万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30.39万亿美元，增长了140%。许多人曾经忧心于中国企业能否在国门开放之后生存下来，事实证明，入世十年，中国各个行业没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败，反而迅速壮大起来。通过开放，推进改革，是入世为中国发展提供的一条新路。

　　不过，入世这条“新路”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外向型经济”，而应该理解为中国在入世准备和履约过程中，逐步地、全面地同国际接轨，取消了大量同市场经济不相符合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开放国内的制造业和部分服务行业，赢得了海外市场，拓展了经济活动的制度空间，激活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入世谈判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格局变化。

　　然而，今天国人之所以回顾入世历程，不仅为了纪念这一里程碑式的进步，而是要直面一个更加具有实际意义的课题：在入世红利基本消化，而入世谈判中遗留的体制问题及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的当下，中国如何通过再次开放，让渐失势头的经济体制改革重新获得活力和动力，护航中国经济突破日益固化的利益僵局而成功转型？

　　众所周知，入世谈判既是别的成员纠结于是否同意中国加入，给自己引来一个竞争对手，也是中国自己纠结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当其他国家急于设立新的门槛，阻挡中国于市场门外之时，中国则焦虑着如何保留原有的内部壁垒，不因接受世界的规则而打破国内固有的利益格局。当时以保护民族产业为名义提出的种种担忧中，不乏强势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主张。事实上，入世谈判不只是国与国的谈判，也是中国国内“开放”和“改革”的对话和互动，借助世贸谈判的舞台，国内不同阶层和集团为了各自利益放手一搏。因此，成功入世意味着“开放”推动或者倒逼“改革”前行，但入世成功，也潜伏着 “开放”对“改革”的让步，这才有了“不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一至今令中国头痛不已的后遗症。

　　中国之头痛于“不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中国商品受困于外国贸易壁垒，难以占领更大的市场，但深层次上则是由于改革不彻底，中国经济至今走不出政府主导的粗放增长，难以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既有的强势利益集团的把持下，虽经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仍习惯于直接参与和干预经济，“国进民退”下行政垄断甚至更加严重，行政壁垒、地方壁垒和行业壁垒普遍存在，重要的产业特别是服务行业仍然处于封闭状态，尽管在公开的法律中，许多禁止性规定已被废除，但在比法律更能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政策文件中，仍然保留了名目繁多的限制性规定，行政审批、技术门槛和其他歧视性条件，继续构成外资和民企进入市场的重重障碍。

　　以服务业为例，当初入世谈判时，这个行业是中国承诺开放水平最高的行业之一，但至今依然到处都是屏障，投资门槛过高、审批手续繁多，还有法治不健全等各个方面，都制约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即便香港服务业，在内地也未能完全享受中国入世承诺的开放待遇。如香港银行入股内地银行，其申请前年末总资产应不少于60亿美元；设立合资旅行社，其年旅游营业总额不低于800万美元，独资旅行社则不低于1500万美元；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在内地举办合作事务所，其年收入应不少于2000万美元。香港本地中小银行进入广东，按照规定在地级市设立分行需要一定规模的注册资金，但香港中小银行资金有限，没有能力在有业务需求的所有地级市开设分行，因此无法获得批准。开办银行不仅有资金和分行的门槛，连内部装修、保安和业主都必须经过审批。目前内地有关外资物流企业经营内容的法律法规就有11项之多，其中包括商务部、交通部、铁道部、国家民航总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所设定的各种行业法规。约束既多，又政出多门，直令投资人无所适从。诸如此类的情形，在服务行业内不胜枚举。

　　正如当年担忧外企进入中国制造业，会挤占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结果却是刺激了国内企业的更好发展一样，开放境外资金和企业进入中国服务业，同样也能带动国内服务行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转型陷入僵局，服务业发展迟缓的背景下，再次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或许是一种最有可能奏效的策略选择。

　　一切改革都内含着利益调整，在再次实施“以开放倒逼改革”策略的过程中，要走出日益僵化的利益格局，突破那个由改革得利，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不愿进一步改革的强势集团的阻扰，以国家的力量，为着民族的未来，按照完整的“顶层设计”，争取最大多数国民的信任和合作，共同实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