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11月24日发表弗朗西斯 福山题为《“否决政治”让美国瘫痪》的署名文章，以下为该文的主要内容：

　　美国国会超级委员会未能就预算达成协议，悲哀地反映出当今美国国内的对立局面。但造成失败的并不是那些负责减赤计划的个人，而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特性。尽管超级委员会不光彩地失败了，但它却指出了一个也许能让我们摆脱僵局的思路。

　　美国人对自己的宪法很自豪，这部宪法通过一系列制衡限制了行政权力。但这些制衡已经发生了变异。现在的美国奉行的是“否决政治”(vetocracy)。当这种体制遇上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两个政党——其中一个政党甚至把堵住税收漏洞视作增税，因而不可接受时，就会导致政治瘫痪。

　　与经典的英国“威斯敏斯特政体”相比，美国政治体制的问题尤其明显。英国采用的是简单多数票当选的议会制，没有联邦或分权制度，也没有成文宪法或司法复核。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一般会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票的支持。现任联合政府的形式在英国历史上极为罕见。一般来说，英国执政党在议会占据绝对多数。只要拥有英国下议院半数席位再加1票，就可以通过或推翻任何法律，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有时会被称作“民主独裁”(democratic dictatorship)。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总统和拥有两院的国会之间分割权力，并把权力下放给各州和地方政府；允许法庭以宪法为由推翻法律。这是一套故意设计出来的体制，用以防止政府一意孤行，它背后是美国政治文化中，对“集权”的一种强烈怀疑。

　　在英国体制中，能用上“否决票”的机会不多，这个优势在预算这件事情上十分明显。英国财政大臣作为一个行政代理人，在对支出和税收进行艰难权衡之后，提出一个预算草案。议会通常会在一两周后，几乎不做修改地通过这个预算。

　　相比之下，在美国体制下，总统在一个财政周期开始时，就要宣布一个预算草案。这份草案更多地只是政府“想要”的一个预算，离“政治现实”差距甚远。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拥有决定政府开支的绝对权力，535名国会议员都可以用手中握着的否决权来换取某种妥协。在经过几个月利益集团的游说之后，最终出台的预算法案不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政府规划的产物，而是议员们相互角力的结果。而议员们发现，用增加支出来换取减税，总是更容易达成共识，所以美国财政永远更容易出现赤字。

　　除了宪法授予的制衡机制以外，美国国会还给了议员们其它许多机会，让他们可以使用否决权来要挟政府，比如100名参议员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对行政部门的某项任命使用“匿名阻止表决权”。眼下就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奥巴马政府希望任命迈克尔 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但由于某些匿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反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无限期地推迟了表决。曾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的麦克福尔在过去三年一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负责俄罗斯和欧亚事务的高级理事（也是笔者的一个老朋友）。他被广泛视为驻俄大使的合适人选，甚至共和党人也这么认为。根据《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报道，行使“匿名阻止表决权”的其中一位参议员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让联邦政府在自己所在的州建设一个设施。结果是，在明年3月俄罗斯选举新总统时，美国驻俄大使可能还没有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