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廷·诺里亚 哈佛商学院院长

　　美国《时代》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在1941年曾将20世纪描述为“美国世纪”，这一说法深入人心。而在历史刚刚迈入21世纪十个年头后，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全球世纪”，而中国是领跑发展的国家之一。

　　世界依靠美国和欧洲驱动全球经济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在过去30年，保持9%到10%增长速度的中国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自2000年以来稳健地大幅提高，按此速度，中国将在2015年前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经济体。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符合我们的共同最大利益。然而，这一愿望能否实现？鉴于近30年的历史，中国或许可以对其未来道路进行认真思考。

　　中国产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一系列代价，这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快速城市化提高了生产力，但这就需要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和劳动大军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对制造业工厂和设备的投资点燃了发展的引擎，但资产将随着时间逐渐折旧、贬值。再比如，中国现在不得不应对产业化带来的文化和环境冲击，美国、欧洲和日本已为此耗费了多年精力。

　　对中国确保其在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地位的决心和专注力，我像许多人一样心存敬意。这个国家显然有能力创造经济奇迹，但是其经济的传统力量——大型国企——可能成为其持续发展的阿基琉斯之踵。为什么？因为，我相信真正能释放中国全部潜力的关键在于小型、灵敏和充满活力的企业，在于一种创业精神。

　　在这一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纵观历史，成功经济体在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点是其私人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壮大，最终私营企业能与国有企业同生共存甚至一争高下。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可能是美国国防部放弃对ARPANET(互联网前身)的控制，并向世界开放，这刺激了一轮创新热潮，带动了新的产业、企业和就业岗位的涌现。

　　经济体要长盛不衰，必须高效灵活。这一理念对中国而言当然并不陌生。今天，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中国贡献了约60%的工业产值和高达75%的就业岗位。民营企业在以每年20%的速度扩张，并贡献了20%的GDP。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生根发芽的沃土。

　　如果透过中国贷款状况的多棱镜来审视这组数字，就愈发觉得惊奇了。贷款就是企业的发动机，而中国大部分银行贷款都流向了国有企业，然后再以畸高利率转贷给中小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借贷限制要宽松得多，这也相应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借贷门槛。然而，当具有公平监管的健全市场制度缺位时，这种转贷利率将制造市场动荡。正如企业密集的温州在今年早些时候所经历的，间接借贷造成的违约导致了金融危机，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

　　温州之殇在关键时刻给中国以当头棒喝。只有国家扶持，创业精神才能生根发芽。中国的决策者们要确保国家能扮演好企业保护神的新角色，广泛地激励并方便创新。或许有人会质疑中国领导人或决策层能否为创新营造必要的环境。不过，我已经看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不管是中国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数量(年增速39%)，还是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据全球创业观察发布的报告，在中国当代企业之都深圳，43%的企业家估计未来五年会招聘20个或更多的雇员。

　　只有愿意放手，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去横冲直撞，创业精神才能发展壮大。在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对自身进行反思之际，中国是否愿意允许企业家一显身手，共同推动这头亚洲猛虎呼啸前行？我希望得到一个响亮的肯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