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国人财富观之变迁

　　7月的一个周末，陈婕带着父母、孩子一起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到南戴河度假。京沈高速上车流不少，都是像他们一样去海边度周末的家庭。

　　在酒店门前的广场上停好车后，陈婕从后备箱里往外拿东西，她边拿边问母亲：“这样的生活，你们年轻的那会儿根本就想不到吧？”

　　“那当然，做梦都想不到。”母亲回答。

　　陈婕的母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过最为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历过最为狂躁的文革时代，也经历过那令人惴惴不安又兴奋不已的改革开放浪潮，但不管在哪个时期，她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家用轿车的主人，会开着车去超市把大把的生活用品从货架上搬到后备箱，会开着车去邻近的海边度周末——这些都是曾经电影里西方人的生活，那么遥不可及，怎么突然之间就到了眼前？

　　80年代：拒谈财富 远离“罪恶”

　　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就是陈婕的母亲还年轻的时代，中国社会流行的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谁家要是有了这三样东西，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儿，那可是让人“羡慕嫉妒恨”。

　　这三大件，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名牌”。手表是梅花牌的，小伙子们都以手腕上能戴上梅花表而骄傲，那也是他们送给未婚妻最好的礼物；缝纫机是飞人牌的，姑娘们都希望结婚时获得这样一份嫁妆，那是很荣耀的陪嫁；自行车则是天津飞鸽牌最为有名，一个家庭要是能买上一辆自行车，那可得像对待宝贝一样，天天扛到卧室放着，每次用之前还要用抹布擦得蹭蹭亮。

　　林璐是一个80后的孩子。有一年暑假她要去上补习班，但因为没有手表而经常迟到。父亲从抽屉里找出好几块手表，但她不是嫌这个表盘太大，就是那个表链太土气。父亲叹口气说：“时代真是不同了，我们那会儿有块表就高兴得不得了。”

　　父亲林杰华当年上学的时候，全校唯一的一块钟表挂在传达室，全体师生上下课的时间都由传达室大爷敲钟的声音决定。林杰华参加高考那年，林璐的奶奶找同事借了块手表让儿子戴上，结果让林杰华激动得一夜未睡好。

　　林璐家的阳台上，至今还放着一台旧式缝纫机，一方粗布盖在上面，已经落满了厚厚的灰尘。这台缝纫机是当年林璐的奶奶从上海寄来的，千里迢迢运到济南费尽了周折。那时全国的物质供应都很紧张，林杰华在济南想尽办法也买不到一台缝纫机，只好请在上海的父母帮忙。缝纫机好不容易买到了，运送成了难题，因为上海规定缝纫机一律不准带出。林璐奶奶想了个办法，找了个木箱子，把缝纫机拆开塞到木箱子里，外面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没想到在火车站托运处过磅时还是被发现了，林璐奶奶只好上去说了一大堆好话，最终缝纫机才被“放行”。

　　如今这台缝纫机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很难再有用得上的时候。但林璐的父母舍不得丢弃它，在阳台上给它找了个安置的位置。那是一段岁月的印证。

　　那个年代的人们，不仅丝毫没有“理财”的概念，财富对于他们来说也犹如“洪水猛兽”。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有着“财富原罪说”的影子——为富者一般“不仁”。这种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文革岁月里登峰造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实，在那时大家都没什么财富，工资差别不大，谁也不会比谁多几个钱。中国人都在九级工资的体系下过着成色单一的生活，房子单位分、看病单位管，条件好一点的能买“三大件”，条件差一点的只能吃饱饭，但差别也仅仅如此。股票、基金是听都没听过的词儿，即便知道，也没人敢拿真金白银尝试，那会儿连把钱存银行，看着钞票变成纸上的白底黑字都不放心呢，还谈什么投资呢？

　　90年代：追求财富 半遮半掩

　　陈婕生于20世纪70年代，没吃过太多苦头，但她在七八十年代度过了童年时期，在八九十年代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而后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亦是被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时代变迁的亲历者。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巨变是史无前例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撰文表示，是改革开放让国人树立了现代财富观。

　　如果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印记，那么，在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社会财富的象征是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这是“新三大件”。

　　陈婕家的第一个电视机是她懂电子技术的父亲组装的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那时大概是1980年，即便是比书大不了多少的电视机也是新鲜玩意儿，一到晚上，邻居们都搬着小凳子来陈婕家，电视机以及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如同一块强力磁铁吸引着人们。另一种生活是什么样？这时刚刚打开了一扇窗。

　　后来，陈婕家换了一部尺寸大一点的电视，依然是黑白的。那时，很多城市家庭都能拥有这样一部“小黑白”了，因此，邻居搬着小凳子围坐在电视机前的情形不再常有。1983年夏，电视台正在热播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传》，一吃过晚饭，陈婕的母亲就赶紧收拾碗筷，然后在阳台上架起竹床，把电视机转到面朝阳台，一家人坐在竹床上看射雕。陈婕母亲种的茉莉花开得正好，清香飘过，那是宁静而心有期待的夜晚。

　　等到陈婕七八岁时候，家里才购置了一台冰箱，雪花牌的。这让陈婕很兴奋，以前都是拿着保温瓶去父亲单位小卖部打冰汽水，如今在自己家里打开冰箱就能喝到了，还能自己在家做冰棍！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闯荡的岁月。他们从“均贫”的日子里惊醒，开始意识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善生活，那种新生活他们之前根本无可想象。人们心里沉睡的对财富的渴望苏醒了，一些先行者勇敢地追寻它。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那一年，从全国各地涌来无数闯荡者，人数超过了10万，到1990年人才大潮消退之前，海南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库存人才档案达18万份之多。王建平是其中的一位，他现在是海口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当初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从吉林来到海南，20多年后，经历过财富激增与坍塌的他回忆初上海岛的日子，用“每天睁开眼睛都兴奋”来形容。

　　不过，在那个年代，对财富的追寻依然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社会开始接纳追求财富的行为，但经过那么多年的压制，多少有些畏缩。1984年，柳传志创办联想集团的前身，公司赚了一些钱后柳传志在年底给每个员工发了几十元的奖金。他告诫得到奖金的员工“不要告诉其他人”，也就是说，“发奖金”在当时还是一件不太摆得上台面的事情。

　　股票作为新鲜的投资产品，在这段时间里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983年新中国第一支股票面世，由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次年，联合投资公司获纯利17万元，购买股票者首次分得红利；1987年9月，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的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正式成立，它位于园岭新村的旧址见证过当年股民的疯狂，三四十平方米的市场部根本挤不下那么多人，外面的草地上都是人山人海，证券公司不得已只能晚上加开夜市以应付局面。

　　随着手头财富的越积越多，人们生活的变化也越来越大。陈婕家里在添置完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装上了固定电话。在同学中，陈婕家属于装电话比较早的一批，这让她觉得很自豪。那时有电话的家庭还不常见，很多亲戚来了后都喜欢拿起话筒，假装在打电话的样子，然后拍一张照片。

　　之后，这个家庭还买了一台空调，那是因为陈婕的母亲伤了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只能卧床休息，陈婕的父亲怕妻子太热，执意买一台空调。陈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觉得太奢侈了，后来拗不过，买了回来。

　　00年代：乐享财富 品质生活

　　进入21世纪之后，陈婕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孩子出生在一个绝然不同的时代。陈婕的婴儿时期，每次出行都是被绑父亲的背上，父亲骑着自行车；再长大一点，父亲在自行车后架上安装了一个座椅，陈婕坐在上面，唱着“我有一个好爸爸……”，前面的父亲就会骑得更带劲。

　　陈婕的孩子不会有这样的记忆。他出生时，陈婕已经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以及一辆私家车。孩子出生前，陈婕与丈夫商量的是买什么样的儿童安全座椅最安全。中国已经敲开了汽车时代的大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拥有一辆车不再是一件新鲜的事儿，有些富裕一点的家庭甚至会有两辆：一辆轿车用于城区代步，一辆越野用于假日出游。2010年，北京的机动车已经逼近500万辆，为了治理日益拥堵的交通，北京交管局不得不出台从“限行”到“限购”的管制型措施，但即便如此，也挡不住城市家庭购买私家轿车的热情。

　　住房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婕小时候住的房子是她父亲单位分的，他们只需要象征性地交一点点房租；1998年国家启动住房货币化的改革，他们花2万元把房子的所有权买了下来，这是当时很多家庭的购房路径。等到陈婕结婚成家时，已全然变成商品房时代。陈婕还算幸运，赶在北京房价飙升之前买下了房子，若是等到现在，动辄两三万/平方米的房价只能让她“望房兴叹”。当缝纫机和自行车已经被很多家庭抛弃，而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成为普通“标配”时，住房和汽车成了新时代“三大件”中最重要的两项。另外一项是保险。随着财富观的进步，也随着对未来风险意识的增强，买保险成为很多家庭的理财方式。

　　陈婕的朋友易芳，在30岁时给自己买了一份大病保险。易芳是典型的城市白领、大龄剩女，她说这份保险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在没嫁出去的时候，有能力为自己买一份保障，何乐而不为？

　　她的另一个朋友魏平，最近刚刚给新生的儿子买了份保险，是一种分红型的教育险。“如今教育花销太大，不买保险吧，要不钱就被花掉了，要不就贬值掉了，不划算。”魏平说。

　　陈婕自己现在买了一份基金定投。她的想法和魏平差不多。在孩子出生后她开始有了一些理财的意识，基金、股票、短期理财产品，她都买了一些。在她看来，不管如何，都比存银行活期要强。

　　跟上时代的并不止陈婕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如今也热衷于这些新时代理财方法。2006年、2007年基金火热的年份，陈婕发觉去银行取钱等候的时间长了很多，前面都是老头老太太在排队，做什么？买基金！

　　本文由中国平安“中国人财富商数调研项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