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被视为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下称“扩中”)上来。

　　有分析认为，中央此次的“扩中”表态，或将成为中国未来30年从国富到民富转型的起点。

　　“扩中”是扩内需的战略安排

　　“扩中”并非是一个新词。早在八年前，党的十六大报告就第一次明确提出。此后，包括“十二五”规划等重大部署中，也都有“扩中”的提法。

　　“这次提出‘扩中’，是国家基于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首先，我们的投资不可能再大幅度增加，4万亿投资这样的事不可能再来第二次了。其次，在欧债危机难解、美国经济依然比较疲软的情况下，外贸也拉不动了。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发展主要得靠扩大内需。”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扩中”是国家宏观战略的决策，是扩大内需的战略安排，也是一个需要中长期贯彻执行的方针政策，这是更加着眼于中长期来考虑的富民方略。

　　扩大内需，就是要让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的判断，目前我国仍处于低收入群体庞大的“倒丁字形”格局。

　　按照联合国标准，人均每日收入2美元以下为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估计，现在中国有4亿多人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则估算，城乡合计，这一人群甚至达10亿人。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就是说中等收入代表的要是大多数，是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也就意味着要使大多数人的收入都上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即中产阶层。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里，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和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这样的社会是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苏海南说。

　　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者”

　　你是中等收入者吗？

　　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考虑到居民消费物价水平等因素，以收入为主要指标，我们定义的中等收入标准为年收入6万～20万元左右，其中，主体部分为6万～12万左右(相当于8000美元～17000美元左右)，此外，家庭储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30万元以上，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明显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家庭成员有旅游健身、观看中高档文艺演出等的愿望和经济能力，有较高的技能或谋生能力以及较高的文化、思想道德素质等等。

　　“我们预计，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占全国7.8亿从业人员的比重，大概是22%左右，也就是一亿五六千万人。这个离橄榄形分配格局还相差很远。”苏海南说。

　　而现实的问题是，当下哪怕是一些月收入2万的所谓中等收入的人群，也不太敢像真正的上述中等收入者的标准那样消费。一旦买一套房、生一场病或者生一个小孩，就可能会成为“房奴”、“病奴”、“孩奴”，原本殷实的生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称之为“伪中产”，并呼吁国家要加大减税力度。

　　对此，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却不认同，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外，中等收入者都是纳税的主体，不是减税的主体。中等收入者不是靠减个税减出来的，而是要靠个人创造性的劳动。

　　有学者认为打破垄断也是“扩中”的一项举措。据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学者透露，2010年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比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至2倍左右。垄断性行业员工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必然导致其他行业、企业无法或难以通过竞争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挤压和遏制了其他行业员工的工资收入，使他们的收入提不上去，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而垄断始终难以打破。

　　在苏海南看来，“扩中”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我估计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如果能达到从业人员总量的37%～38%，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从现在22%～23%到37%～38%还有1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增加百分之一点多。到2020年还有9年，每年增加百分之一点五六，争取朝这个目标迈进。”

　　垄断导致中产者偏少？

　　苏海南：不宜这么下结论。垄断应该是一个间接因素。我们可以说垄断是造成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小的直接原因。

　　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是受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素质结构以及我们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所制约和影响的，比如，我国第三产业不发达，白领和灰领人员数量少，中等收入者比重就难以提高。再加上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多弊端，人们合法致富的途径还不多或不畅，会进一步抑制那些本来应该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的人。

　　可以这么说：进了垄断行业的正式工，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中等收入者。由于垄断行业、企业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导致其他行业、企业无法或难以通过竞争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会遏制这些行业、企业及其职业，使他们的收入提不上去，这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有负面影响的。但同时，垄断行业还有一部分人本不应该成为中等收入者，比如说抄表工年收入都能拿到十多万，从这个意义上讲，又增加了一些本来不合适的中等收入者。

　　周天勇：可以这么说。但它还不是一个主要因素。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创业者少，小老板少。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中等收入人群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中小老板。像发达国家，至少每1000人口有45～50个小微企业；即便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有45个左右的小微企业。而我国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不发达，数量太少。我国1000人口大概也就十二三个。这是导致我们中等收入者少的主要和关键原因。

　　杨宜勇：这样说带有情绪化色彩。垄断可能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中等收入在日本就是职业化、专业化，日本的专业人士就是中等收入者。如果都是卖苦力，永远不可能成为中产者。最关键的还是人的素质和创造性，要有创新活动。中产是靠自己挣出来的，不是靠别人来救济。要成为中产者，还得靠自己。

　　“扩中”有哪些办法？

　　苏海南：首先是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促使其中部分人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其次是扶持自主创业、科技创业等人员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第三是进一步改革完善企业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第四是调整产业、职业结构，增加白领和灰领(技能工人)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员来源；第五是建立更广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就业，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第六是加大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投入，为“扩中”提供基础；第七是深化其他方面改革，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供更多体制保障。比如，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管理体制，积极引导和吸收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改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规范和教育、卫生体制的深化改革等。

　　另外，政府还要充分发挥政府财税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坚决打击非法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总之，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配合。

　　杨宜勇：一是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政府要创造更加宽松的创业环境，劳动者要勇于创业、要热于创业。三是企业要有自己的品牌。

　　汪同三：培养中等收入群体，首先要从收入分配改革入手，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早都没这个问题了。概括讲，就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去制定具体的收入分配制度。

　　“伪中产”是否存在？

　　苏海南：可以这么说，或者叫“准中产”——准中等收入者。

　　国际上讲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收入水平中等、职业主要是白领或灰领且比较稳定，其社会层级处在社会分层中等及以上，特别是他们拥有一个大家都共同遵循的相同相近的价值观的这么一个群体。

　　在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中，其家庭结构、财富积累、收入状况等都不一样。部分人有一些积蓄，家庭人口比较简单又没有太大负担，就成了真正的中等收入者。而另一部分人，虽然收入横向比达到了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收入区间，但家庭负担可能比较重，又是北漂或者外来劳动者，考虑到购房、子女教育等，他的实际消费水平达不到真正中等收入者人均应有的份额。所以可以把他们叫成“准中等收入者”。

　　嘉宾：

　　苏海南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汪同三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