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莉

　　“就好像公车上的ETC系统一样，公务卡就是公务消费的足迹，不管你往哪里走都一清二楚，一用就会暴露行踪。”1月9日，多年力推公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本报称，尽管自己还未开始使用，但他对公务卡的期待颇高。

　　按照财政部新近下发通知，从今年元旦起，中央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支付差旅费、公务接待费等16项公务费用时，必须使用公务卡；到今年年底前，这一制度将扩展到所有基层预算单位。

　　1月4日，白酒股指下跌4.38%，创半年以来新低。有调查显示，高端白酒消费中公务消费超过50%，“买的不喝，喝的不买。”叶青称。

　　此间一张初始余额为零、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在职在编人员)人手一张的普通信用卡，迅速成为近日议论纷纷的反腐利器，并被认为参与“打压”了白酒股股价。

　　公务卡是否真有奇效？

　　浙江省政府某部门公务人员邢君，自去年开始使用公务卡，他在认同叶青说法的同时，也有些担心：“公务卡可以有我每一笔公务消费的记录，但不能保证记录的真实性。”

　　“发票可以少花多开，银行小票也可以少花多刷；政府部门要刷卡，不能消费高价酒，但找下属企业买单照样做，只要是想动歪脑筋总是有办法的。”邢君强调，这些本质上是制度和持卡人观念的问题。

　　现实：使用率较低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叶国文领到公务卡已好几个月。

　　2012年1月初他对本报回忆称，去年下半年，一张印着“浙江公务卡”、透支额度为5万的金黄色工商银行卡发到手里，“财务鼓励我们多用卡少用现金”。

　　但由于没有强制规定，他至今还没用过，“我出差最多花几百块钱，用现金方便，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对方安排的，不需要自己掏钱”。

　　这项叶国文使用不多的改革举措，肇始于2007年。当时浙江省10家省级预算单位试点使用公务卡，规定支付内容包括差旅费、招待费等，科级及以下干部透支额度3万，处级干部5万。

　　“厅局级没有具体规定，他们一般都不需要自己付钱消费。”邢君称。

　　随后的两三年，改革在浙江省其它部门陆续推开。邢君的单位也是其一，在2011年单位为他们统一办了中信银行公务卡，但同事们的使用率也不太高。

　　“除公务外，还可以用这张卡刷私人消费，只要及时还上就行，但我从未用过。透支额度为3万，我就刷过两次。”邢君说。

　　邢解释称，由于经常跟随集体出差，费用都由行政处通过付现金、挂账、银行转账等方式解决；即使必须自己买，他一般都用自己的储蓄卡，怕公务卡透支还款麻烦。

　　他记得有一次他用公务卡给部门出差买机票，有点麻烦，“十来个人刷了一万多，但按规定同事的部分不算我的公务消费，所以财务把钱打到我的私人卡上，我再划到公务卡上。”

　　但也不乏方便之处，“过去申请出差和回来报销都要打报告，找领导签字；现在直接可以走，回来时拿交易凭条和发票，直接到财务报销。”

　　对账时，财务会将交易凭条作为会计原始凭证入账，只要凭条和发票额度一致，住宿不超标，财务就会盖章，“快的话当场可以转账。”

　　不过通常财务会花上几天时间，才将核对后的金额打到他的卡上，使余额重归为零，“有时候会错过还款期，我就得自己先还上”。

　　如果不小心将交易凭条弄丢，“我还得到银行自助终端重新打一份，如果财务盖过章的，就得到银行柜台办理。”

　　一般一年内的消费纪录，银行都可以当场提供，“一年以上的得填申请表，需要过几天才能拿到。”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比起现金时代，叶国文认为公务卡给乱消费设置了一定的技术难度，“POS小票上细目和场所显示，让财务有据可查，特别是去娱乐场所，一目了然。”

　　“不少单位出差都坐头等舱，但实际上不同级别标准不同，公务卡一对一后就不能随便充数了。”中央党校副教授刘素华指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对此分析称：“因为过去只有一个单位账号和公款消费总额，是一笔混账，现在以个人卡名义报销，能够将每个人的消费区分开来。”

　　在浙江省级预算单位改革基础上，湖州、温州等市级预算单位还各自设立了余额为零的单位公务卡，支付水费、电费、公积金、医疗保险等同城委托收款业务。

　　根据湖州市财政地税局国库处副处长徐慧的介绍，“单位卡不能用做其它交易，只能进行银行转账。”

　　据徐介绍，自2010年11月推行公务卡开始，到2011年11月已推行到全市189家预算单位，湖州市一年内公务卡统计消费240万，“这只是一小部分，现在公务消费多数还在用现金支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浙江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湖北省、上海市等地，公务卡目前的使用率较低，“中央的发文可能是个转机。”叶青说。

　　公务卡消费调查：或变相加重地方负担

　　并非“反腐卡”

　　这一张公务卡，其实并不是万能的“反腐卡”。

　　客观上，邢君认为，要通过公务卡实现编制内人员自己消费自己付款就很难，“越到上级越不需要，虽然他们的透支额度更高，但出差都是秘书办理，财务没有理由也不敢不报销”。

　　而核心的“三公”消费腐败问题，如转嫁给其他单位、“吃回扣”、套现等，更无法靠一张卡解决。

　　事实上，邢君提到，“目前的公务接待一般由部门行政处安排饭店，相关科室签单就行。”如果来宾觉得饭店条件不好，他就会带他们到附近的城市考察，“就由当地解决了。”

　　一般到外地考察，公务人员的所有费用多由当地负责，有了公务卡也能如此操作，“甚至会比现在更严重，这给了地方巴结上级领导的好借口。”邢君透露。

　　而财务那边，“部门领导打声招呼就行，甚至会主动帮忙向财政部门拿钱”。

　　2011年11月25日，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的通知》恰有规定称：因特殊情形确实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应报经单位财务部门批准。

　　该通知规定了可以不刷卡的情况：如在县级以下(不包括县级)地区发生的公务支出；县级及县级以上地区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生的单笔消费在200元以下的公务支出；签证费、快递费、过桥过路费、出租车费用等。

　　因此，一些专家担心地方各级部门强制使用公务卡短期内难以铺开，“卡住公务消费”作用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加重地方政府负担。”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指出。

　　但也有一些较好的做法。叶青告诉记者，现在他到外省出差，报销时会有80元/天的补贴，湖北本省出差为50元/天，通过单位零余额账户转入个人工资卡，“如果让别人买单就没补助”。

　　针对此，邢君说，也有人“自己报销一部分，再转嫁一部分，既能吃住高档，又能拿补贴”，他对现实表示无奈。

　　即使基层机关单位通通使用公务卡，还有政府部门下属的企业、培训中心等可以转嫁，“除非企业也实行公务卡。”任建明说。

　　同样的，试图用公务卡杜绝“拿回扣”在邢君看来更是一厢情愿，“比如在一个饭店消费5000元，持卡人照样可以跟饭店协商好，用卡刷8000元，然后多余的3000元扣除税收，或者按一定的比例，部分返还给他，从POS小票上看并没有问题。”

　　邢在一次出差中住宿超标，当地宾馆工作人员主动帮他把超标部分刷成饭费。

　　此外，用公务卡进行政府采购在多数地方还是空白，“浙江省一般是通过采购中心，向省财政厅下属的会计核算中心申报，根据核算中心批准数额再购买。”邢说。

　　即使在已经试行单位公务卡的湖州，徐慧告诉记者，涉及单位采购的支出，湖州市级单位目前多是财务用支票转账，“办公用品都定点几家文具店，半年或者一年支付一次，额度太大不可能用公务卡”。

　　正是这些大额的政府采购，在邢看来造成了大量的公共资金流失，“供货商将采购价格压得很低而中标，却在后续的配套价格、服务上抬高价格，甚至跟采购人员合谋。”

　　公开公款消费更重要

　　这些漏洞，都对公务卡本身技术设置、公务卡消费细则以及预算财务制度的完善，提出挑战。

　　叶青建议，所有公务卡设置报警系统，并联网统一由单位财务或财政部门监管，“只要某种消费超过规定额度，就发出警报。”

　　但他也承认，即使有了无懈可击的公务卡系统，“政府的小金库也不可能销声匿迹”。

　　刘素华建议，确定预算单位强制结算目录后，公务卡消费细目必须在一定领域内(让普通公务员监督得到的地方)公开，至少是在本单位内网公布，“如果只有财务知道，监督有限”。

　　同时，从中央到基层，“在有条件的地区都强制推行公务卡，同时增设POS机网点。”

　　而任建明觉得，公务卡最多只能管到预算内花费，而问题最多的预算外支出尚待监管，“可以先调研一个地方或几个城市，看公务支出多少是本级政府的，多少是为上边买单的，进行公开”。

　　胡怡建则强调：“严重的公款消费集中在少数领导手上，公开他们的公款消费是首要任务。”对此基层公务员邢君表示赞同：“任何的改革都必须建立在公开基础上。”

　　在公开基础上，任建明建议细化预算项目、报销标准，“说四菜一汤太含糊，上来是四盆一缸又能如何？”

　　“此外，还必须有严格的处罚和问责制度。”任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邢君为化名)